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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章 监守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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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鼓?”

    鲁善工一愣,这是什么节奏?

    梁海生笑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上面有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字刻在石皮上,但当时石皮已经与鼓身分离。”

    “每个石鼓都有一吨多重,石头很旧,外部都风化,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当时我父亲跟专家商量很久,讨论如何打包。”

    “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按,使纸张接近石身,干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

    “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这才保证那些石鼓毫发未伤!”

    鲁善工听完有些郁闷,忍不住试探道:“这么多文物千里迢迢居然没有丢失?”

    梁海生没有听出话外音,得意道:“按照规定文物每到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

    “我父亲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

    “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有点差错就走不了。”

    “巧合的是,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金陵,到1947年文物回来,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完整如初的文物,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跨过整整10年。”

    鲁善工暗自叹气,突然又想起什么,既然没有丢失,追问道:“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青铜器,怎么受得自然的侵袭?”

    丢不了,总有破损的吧?

    “哈哈哈,你算问到点上喽!”梁海生品口酒,洋洋得意道:“为解决这两大问题,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晾晒是个技术活,哪一箱需要晒,随行专家都是内行,每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工人主要是协助。”

    耿宝昌回忆起当年的时光,唏嘘道:“那段经历我毕生难忘,还记得在安顺华严洞和巴县飞仙岩,几乎都四野无人,非常僻静。”

    “我和同事们经常在露天场子里,看老祖宗最好的瓷器字画,晚上就跟随行家眷的孩子们玩文物接龙,你说朝代,我说画家,他说作品,玩的不亦乐乎。”

    “后来参观去宝岛故宫时,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很多旧相识。那时候,我们曾近在咫尺。”

    “我父亲上班、下班,天天如此,就算轰炸的时候也一样。那首先不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是一份兴趣和事业。”

    梁海生动情道:“在故宫人眼里,文物神圣。把文物交到你手里,是莫大的光荣,所以必须兢兢业业地担当,否则就算死后,祖先也会指着鼻子骂你是不孝子!”

    “你还记得老庄吗?”耿宝昌问梁海生道:“就是那个整天喜欢唱戏的老人?”

    看见梁海生笑着点头,给鲁善工解释道:“庄尚严一路保护文物到宝岛,后来出任台北故宫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45年。”

    “有人曾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箱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老爷子爱不释手,晚年还自称守藏吏,到死这件事也是最大骄傲。”

    “是啊,景仁殿再大,也填不下好人的爱国之心!”

    梁海生双眼微红,慢慢站起身,举起手里的酒杯,大声道:“文物南迁,是一场举国合力完成的奇迹,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

    “那个时候有军队护卫,有人民支持。文物运出京城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保护。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

    “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到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

    “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格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其中很多人甚至目不识丁,但听说是咱们国家的文物,从来没有二话,都觉得这是责任。”

    说完把酒轻轻洒在地上,表示对前辈的敬意。鲁善工也站起身,同样做,然后又敬两位老爷子,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就不会有故宫今天。

    “哎,难道真没有任何线索?”

    鲁善工有些丧气,十几万件文物千里迢迢居然没有少一件?

    自己如何下手!

    “说起这个,让我想起当年的另一个案子。”耿宝昌灵光一闪,脱口道:“当年故宫院长易培基,伙同其女婿李宗侗监守自盗,携卷大量国宝逃匿无踪。”

    “咦?真有这种事!”

    鲁善工眼前一亮,赶紧追问道:“什么情况?”

    “易培基,故宫第一位院长,当年马衡只是副院长。他的女婿李宗侗,是故宫秘书长。”

    耿宝昌不知道鲁善工为什么如此感兴趣,不过既然说起来,闲着也闲着,反正没有外人,继续道:“易培基担任院长后,在陈列展览、藏品保管、分类编目,文献整理及汇编出版各个方面都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还创办《故宫周刊》,随后陆续出版四五种期刊。”

    “那段时间称得上是故宫建院的鼎盛时期,但易培基担任院长后,因财政部一直一文不发,经费没有着落,捉襟见肘。”

    “为弥补维修破旧故宫的开支,他一方面发动党政军要员捐款,另一方面,听从几位理事提出的建议,说是有相当数量的宫廷遗物不是文物,没有必要留存宫中,可以通过向社会公开拍卖加以处置。”

    “比如金砂、银锭、茶叶、绸布、药品、火腿、山珍、皮货等,有的已在宫中存放数十年、上百年,数量甚大,像茶叶就堆满七间大殿。”

    “易培基督促李宗侗将故宫所藏的贵重皮货药材等,先后三次作价处理物品。所得款项补充经费之不足,修建受益至今的文物库房,包括后来的文物南迁,也受益于这笔款子。”

    “这不是好事吗?”鲁善工听完有些迷惑,问道:“后来发生什么?”

    “哎,说来话长!”耿宝昌喝口茶,继续道:“坏就坏在李宗侗为贪图小利,私自受回扣,授人以柄,不但成为他枉法营私的罪名之一,还很快就牵扯到院长易培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马上就职于故宫的张继及其妻子崔振华,开始控告易培基盗卖古物,说他刚当上院长就要执意变卖故宫物品,是窃取国宝的大盗,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