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8章 谁该为涨工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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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的虚荣心和帝国主义的功利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什么叫做封建主义的虚荣心？举个栗子。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普通百姓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不管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总会有一种高人一等胜人一筹的心理优势。
大唐王朝的长安百姓面对通过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们是这种心态。大宋王朝的广州百姓面对通过海路而来的各国商人也是这种心态。
在后世有人讽刺东北人说，“东北的农民都知道国家的政策方针的具体内容，而且可以说出很多头头是道的话来，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赚更多的钱，让家里过的更富裕。”
说出这种话的人，就是那种对于封建主义的虚荣心有着明确认识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能通过国家的政策和方阵获得个人利益，使得自己的实际利益得到增加，那么这种关心就是毫无意义的虚荣心。
那么什么叫做帝国主义的功利心呢？再举个栗子。在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作为这些国家的政客们为了赢取选票，往往会把哪个哪个国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哪个哪个国家抢走了我们的利益，哪个哪个国家阻碍了我们的商品销售，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很有公心，听起来很有诱惑力的观点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四处兜售。
虽然凡是脑子清醒的人都知道，不管这些政客说的再怎么好听，他做出任何事情的根本动力都是他们本身的利益，可是他们通过建立伪概念的方式，把自己的利益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绑架了起来，让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认为，为了自己的工资更高，为了自己的生活更好，那么发起对这个组织，那个国家的军事打击，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亲人送上战场上去当炮灰，就是可以支持的好事情。
这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功利心。
王书辉认为人民群众有帝国主义的功利心比保持着一颗封建主义的虚荣心要好的多。
这不是王书辉的思想落后和反动，而是因为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帝国主义的功利心比封建主义的虚荣心，更加的实在，更加的进步。
他从来也不会觉得，什么东西会是一蹴而就的建立起来的。对于他来说，只要中国人民是在不断进步的，不断前进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好事情。
而且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讲，王书辉在现代社会里总结出来的简单概念，别说在现代社会里都不一定非常的准确了，把同样的概念拿到已经完全的面目全非的17世纪的复兴党中国的话，这个道理的合理性就更加的有问题了。
比如说，他在东北到华北的各个农场、工厂的考察中他就发现，人民群众的帝国主义的功利心还真就不是政府方面忽悠起来的，而是在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人民群众是有觉悟的。但是绝对不能过高的估计人民群众觉悟。人民群众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实践，积累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然后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实实在在的总结和理解，然后才能真正的觉醒。
为什么后世人总是要超越过去的人，原因就在于后世人比过去的人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教训，他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
人民群众的觉醒也是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在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为什么农民起义的成果总会被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封建地主阶级所篡夺？原因就在于，得不到文化知识教育，没有基本的素质和素养，人民群众不能够拨开封建地主阶级制造的大量个宗教的、礼法的、理论上的各种愚民主义手段的面纱，对于世界进行实事求是的认识，对于经验和教训进行清楚明白的理解和总结。
这就是伟人为什么会发起各种各样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因为基于科学的理论，没有彻底的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的那种实践的话，人民群众是无法真正的觉悟起来的。
疫苗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疫苗就是一种先让人得病，然后让人通过轻微的得病产生对于这种病的抗体，从而使人本身产生对于这种病的抵抗能力。
正是基于这种原理，马老人家才会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进行肯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马老人家还非常乐于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繁荣。
因为马老人家知道，那种在一定时间内非常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站在“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角度上讲，马老人家才会觉得，这种生产方式是有利于革命的到来的。他才会带着欢迎的态度，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制造更多的它本身掘墓人。
你告诉一个人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道理，可是如果这个人没有通过实践检验这个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道理，他本人会真的认证和理解这个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道理吗？
从人类自身的实践角度讲，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聪明的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摔跟头而不是成天的无微不至的保护自己的孩子的原因。
王书辉知道封建主义不好，可是如果没有中国人民两千年来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吃的苦受的罪，中国人民会跟着复兴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拥护复兴党的反封建的号召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而且即使复兴党已经把封建主义的坏处说的明明白白，大部分中国人民也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认识到了封建主义的坏处了，可是复兴党中国里那些有年纪上岁数的老人家，还不是觉得复兴党建立的新中国，是个坏人伦，堕人心的坏世道吗？
所以说，如果人民群众自身没有感受到帝国主义那一套的坏处，他们会真心实意的去反对帝国主义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书辉对于中国人民的觉悟的看法是既积极有消极的。
积极的原因就是，王书辉知道只要认识到某些理论的坏处，在实践当中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那些理论的坏处，中国人民就会变得特别的雷厉风行，立即开始展开对于那种坏的理论的反对行动。
消极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帝国主义这一套的坏处，至少要等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才能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从后世的现实来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里，不觉得帝国主义有什么坏处，幻想自己能够从利益既得集团手中分享帝国主义红利的人，在中国还占着不小的比例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王书辉觉得，既然再怎么搞思想教育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更能让人获得智慧，那么他能够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尽一切可能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这个组织，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掌柜的。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本身，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为“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股东，即全体中国劳动人民服务的廉洁有为的大掌柜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王书辉在华北地区调研的时候，对复兴党中央发出指示。他要求复兴党中央要在政府的舆论宣传中，严格审查其中有没有欺骗和蒙蔽人民，进行愚民主义宣传的内容。
复兴党政府还没有开始堕落成为一个蒙蔽人民群众，大搞愚民宣传，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反动政权。反正不管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就现在来说，复兴党政府对于主要从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们还是一种监督和审查的态度。
至少为资本家的投资失败买单这种事情，还没有在复兴党中国出现呢。
屁股坐在哪里？为什么人服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复兴党表现的仍旧是比较清醒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党内个别人已经产生了某种不太健康的倾向了的情况。
复兴党在革命之初就非常坚定的，没有任何容忍的，把封建统治阶级束缚在人民群众身上的枷锁非常彻底的砸得粉碎。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地主阶级在革命中没有得到任何的仁慈，他们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被复兴党非常果断的毁灭了。
从后世人的角度上讲，复兴党在王书辉的领导下对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具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文人们的处理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了。
但现实则是，正是因为复兴党在王书辉领导下对封建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不留死角，才会让中国人民的利益意识空前的爆发出来。
复兴党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方面，在对倭国的问题上结出了成果。
因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意识的爆发，人民民主制度在复兴党建立的工厂、农场等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的体现非常的明显。
人民群众可能对于通过人民民主制度参政议政，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方面表现的仍然不怎么积极仍然不怎么进步。可是在复兴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里，人民代表们对于工厂和农场的利润盯的可是要多紧有多紧。
因为全民所有制制度，因为工人们的工资和分红与企业的盈利紧密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工人们对于国家从工业企业的盈利中拿走一部分用于投资再生产没有什么看法。但是对于扩大企业盈利，把用来给大家瓜分的蛋糕做的更大，他们可是无比的关心，无比的支持的。
到1637年、1638年左右的时候，在复兴党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切企业里，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是党委不假，可是党委的工作更多的集中在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素质，监督和推动企业对先进技术和先进制度的投入上了。
而代表工人们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的工人代表委员会，现在除了对工厂的财政的监督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以外，怎样更加有效的，更有快速的，更好的扩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怎样给企业的产品找到更多的销路的问题，变成了工人代表们最关心的事情。
人民过上了好生活不假，可是人民总是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人民过去能够吃饱穿暖，有个住的地方就很满足。可是在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人民又觉得吃自己应该顿顿都能吃上肉，天天能够穿上漂亮的衣服，住上更大的房子。
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己家应该有一台收音机，有两辆自行车。
在这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家应该再有一台唱片机，有一台摩托车。
在这之后，人民还会觉得自家应该有冰箱、有电话、有汽车。
再以后，人民可能会觉得一家有两辆汽车，自己开一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再开一辆。
甚至等到未来的某一天，人民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有一两架旋翼机是很必要的事情了。
总而言之，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具体到现实中就是，在复兴党目前的制度下，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工人就希望自己的企业可以卖出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大的盈利。
因为只有这样，工资和分红直接和企业的盈利相挂钩的人民群众，才能买上好衣服好房子，收音机，唱片机，摩托车。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人民群众希望开着自己的旋翼飞行器上班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企业就不得不把产品卖到月亮上去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王书辉在东北和华北考察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人民群众对于中华帝国对倭国动手这个问题，表现的非常的支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建立起了外国封建统治者是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受阻的主要原因的概念。
对于那些国营工厂和农场的工人们来说，在国内的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激烈起来的情况下，德川幕府应该为自己的工资和福利增加服务。德川幕府里那些反对中国产品销售的反动派，需要为他们阻碍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的行为付出代价。
到了这一步，中华帝国对倭国的德川幕府，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华夏4335年、西元1638年年初，王书辉回到新京特区。随后，在复兴党`中央的指示下，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就开始制定针对倭国的军事计划。
一个叫做“本州解放”的军事计划，很快就出炉了。
封建主义的虚荣心和帝国主义的功利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什么叫做封建主义的虚荣心？举个栗子。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普通百姓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不管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总会有一种高人一等胜人一筹的心理优势。
大唐王朝的长安百姓面对通过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们是这种心态。大宋王朝的广州百姓面对通过海路而来的各国商人也是这种心态。
在后世有人讽刺东北人说，“东北的农民都知道国家的政策方针的具体内容，而且可以说出很多头头是道的话来，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赚更多的钱，让家里过的更富裕。”
说出这种话的人，就是那种对于封建主义的虚荣心有着明确认识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能通过国家的政策和方阵获得个人利益，使得自己的实际利益得到增加，那么这种关心就是毫无意义的虚荣心。
那么什么叫做帝国主义的功利心呢？再举个栗子。在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作为这些国家的政客们为了赢取选票，往往会把哪个哪个国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哪个哪个国家抢走了我们的利益，哪个哪个国家阻碍了我们的商品销售，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很有公心，听起来很有诱惑力的观点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四处兜售。
虽然凡是脑子清醒的人都知道，不管这些政客说的再怎么好听，他做出任何事情的根本动力都是他们本身的利益，可是他们通过建立伪概念的方式，把自己的利益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绑架了起来，让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认为，为了自己的工资更高，为了自己的生活更好，那么发起对这个组织，那个国家的军事打击，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亲人送上战场上去当炮灰，就是可以支持的好事情。
这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功利心。
王书辉认为人民群众有帝国主义的功利心比保持着一颗封建主义的虚荣心要好的多。
这不是王书辉的思想落后和反动，而是因为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帝国主义的功利心比封建主义的虚荣心，更加的实在，更加的进步。
他从来也不会觉得，什么东西会是一蹴而就的建立起来的。对于他来说，只要中国人民是在不断进步的，不断前进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好事情。
而且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讲，王书辉在现代社会里总结出来的简单概念，别说在现代社会里都不一定非常的准确了，把同样的概念拿到已经完全的面目全非的17世纪的复兴党中国的话，这个道理的合理性就更加的有问题了。
比如说，他在东北到华北的各个农场、工厂的考察中他就发现，人民群众的帝国主义的功利心还真就不是政府方面忽悠起来的，而是在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人民群众是有觉悟的。但是绝对不能过高的估计人民群众觉悟。人民群众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实践，积累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然后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实实在在的总结和理解，然后才能真正的觉醒。
为什么后世人总是要超越过去的人，原因就在于后世人比过去的人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教训，他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
人民群众的觉醒也是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在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为什么农民起义的成果总会被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封建地主阶级所篡夺？原因就在于，得不到文化知识教育，没有基本的素质和素养，人民群众不能够拨开封建地主阶级制造的大量个宗教的、礼法的、理论上的各种愚民主义手段的面纱，对于世界进行实事求是的认识，对于经验和教训进行清楚明白的理解和总结。
这就是伟人为什么会发起各种各样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因为基于科学的理论，没有彻底的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的那种实践的话，人民群众是无法真正的觉悟起来的。
疫苗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疫苗就是一种先让人得病，然后让人通过轻微的得病产生对于这种病的抗体，从而使人本身产生对于这种病的抵抗能力。
正是基于这种原理，马老人家才会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进行肯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马老人家还非常乐于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繁荣。
因为马老人家知道，那种在一定时间内非常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站在“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角度上讲，马老人家才会觉得，这种生产方式是有利于革命的到来的。他才会带着欢迎的态度，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制造更多的它本身掘墓人。
你告诉一个人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道理，可是如果这个人没有通过实践检验这个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道理，他本人会真的认证和理解这个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道理吗？
从人类自身的实践角度讲，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聪明的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摔跟头而不是成天的无微不至的保护自己的孩子的原因。
王书辉知道封建主义不好，可是如果没有中国人民两千年来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吃的苦受的罪，中国人民会跟着复兴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拥护复兴党的反封建的号召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而且即使复兴党已经把封建主义的坏处说的明明白白，大部分中国人民也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认识到了封建主义的坏处了，可是复兴党中国里那些有年纪上岁数的老人家，还不是觉得复兴党建立的新中国，是个坏人伦，堕人心的坏世道吗？
所以说，如果人民群众自身没有感受到帝国主义那一套的坏处，他们会真心实意的去反对帝国主义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书辉对于中国人民的觉悟的看法是既积极有消极的。
积极的原因就是，王书辉知道只要认识到某些理论的坏处，在实践当中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那些理论的坏处，中国人民就会变得特别的雷厉风行，立即开始展开对于那种坏的理论的反对行动。
消极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帝国主义这一套的坏处，至少要等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才能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从后世的现实来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里，不觉得帝国主义有什么坏处，幻想自己能够从利益既得集团手中分享帝国主义红利的人，在中国还占着不小的比例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王书辉觉得，既然再怎么搞思想教育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更能让人获得智慧，那么他能够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尽一切可能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这个组织，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掌柜的。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本身，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为“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股东，即全体中国劳动人民服务的廉洁有为的大掌柜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王书辉在华北地区调研的时候，对复兴党中央发出指示。他要求复兴党中央要在政府的舆论宣传中，严格审查其中有没有欺骗和蒙蔽人民，进行愚民主义宣传的内容。
复兴党政府还没有开始堕落成为一个蒙蔽人民群众，大搞愚民宣传，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反动政权。反正不管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就现在来说，复兴党政府对于主要从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们还是一种监督和审查的态度。
至少为资本家的投资失败买单这种事情，还没有在复兴党中国出现呢。
屁股坐在哪里？为什么人服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复兴党表现的仍旧是比较清醒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党内个别人已经产生了某种不太健康的倾向了的情况。
复兴党在革命之初就非常坚定的，没有任何容忍的，把封建统治阶级束缚在人民群众身上的枷锁非常彻底的砸得粉碎。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地主阶级在革命中没有得到任何的仁慈，他们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被复兴党非常果断的毁灭了。
从后世人的角度上讲，复兴党在王书辉的领导下对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具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文人们的处理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了。
但现实则是，正是因为复兴党在王书辉领导下对封建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不留死角，才会让中国人民的利益意识空前的爆发出来。
复兴党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方面，在对倭国的问题上结出了成果。
因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意识的爆发，人民民主制度在复兴党建立的工厂、农场等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的体现非常的明显。
人民群众可能对于通过人民民主制度参政议政，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方面表现的仍然不怎么积极仍然不怎么进步。可是在复兴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里，人民代表们对于工厂和农场的利润盯的可是要多紧有多紧。
因为全民所有制制度，因为工人们的工资和分红与企业的盈利紧密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工人们对于国家从工业企业的盈利中拿走一部分用于投资再生产没有什么看法。但是对于扩大企业盈利，把用来给大家瓜分的蛋糕做的更大，他们可是无比的关心，无比的支持的。
到1637年、1638年左右的时候，在复兴党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切企业里，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是党委不假，可是党委的工作更多的集中在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素质，监督和推动企业对先进技术和先进制度的投入上了。
而代表工人们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的工人代表委员会，现在除了对工厂的财政的监督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以外，怎样更加有效的，更有快速的，更好的扩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怎样给企业的产品找到更多的销路的问题，变成了工人代表们最关心的事情。
人民过上了好生活不假，可是人民总是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人民过去能够吃饱穿暖，有个住的地方就很满足。可是在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人民又觉得吃自己应该顿顿都能吃上肉，天天能够穿上漂亮的衣服，住上更大的房子。
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己家应该有一台收音机，有两辆自行车。
在这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家应该再有一台唱片机，有一台摩托车。
在这之后，人民还会觉得自家应该有冰箱、有电话、有汽车。
再以后，人民可能会觉得一家有两辆汽车，自己开一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再开一辆。
甚至等到未来的某一天，人民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有一两架旋翼机是很必要的事情了。
总而言之，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具体到现实中就是，在复兴党目前的制度下，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工人就希望自己的企业可以卖出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大的盈利。
因为只有这样，工资和分红直接和企业的盈利相挂钩的人民群众，才能买上好衣服好房子，收音机，唱片机，摩托车。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人民群众希望开着自己的旋翼飞行器上班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企业就不得不把产品卖到月亮上去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王书辉在东北和华北考察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人民群众对于中华帝国对倭国动手这个问题，表现的非常的支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建立起了外国封建统治者是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受阻的主要原因的概念。
对于那些国营工厂和农场的工人们来说，在国内的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激烈起来的情况下，德川幕府应该为自己的工资和福利增加服务。德川幕府里那些反对中国产品销售的反动派，需要为他们阻碍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的行为付出代价。
到了这一步，中华帝国对倭国的德川幕府，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华夏4335年、西元1638年年初，王书辉回到新京特区。随后，在复兴党`中央的指示下，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就开始制定针对倭国的军事计划。
一个叫做“本州解放”的军事计划，很快就出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