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6章 “疯狂”的张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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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涛是个孤儿。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他的“官名”和大部分复兴党人一样，是组织上给起的。
张永涛现在还能记得的就只有自己还没被被组织救援，还未接受王老师的抚养和教育的时候，自己的那个叫做“小狗子”的小名儿了。这个小名儿，还是当时的拐骗他的人贩子随口给他起的。
他被从人贩子手中救出来的时候只有六岁。现在已经十七岁的他已经记不住当初自己被救时候的大部分事情了。
只是有一个片段他记得非常的清楚到现在也难以遗忘。那就是穿着浅灰色已经洗的有些发白了的制服的王书辉老师，亲手把他从一个见不到一点光亮的土洞里抱出来。他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王老师脸上带着的温和而又压抑的笑容。
1620年时张永涛被王书辉从人贩子窝藏人口的地洞里救出来，是他的一个幸运。当时，刚开始对整个枝江县完成了全面接管的王书辉，正在亲自主持针对枝江县的严打行动。
在当时，针对各种违法犯罪的打击是非常严酷的。因为主持这次行动的王书辉本人是带着一定的情绪的。
要知道，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各种各样的丑闻和恶行都被大众传媒揭露的非常的明确和清楚了。但是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脑前看着相关的新闻报道的王书辉，还是很难对于那些可怕的泯灭人性的罪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的。
现代人可能会觉得现代社会里的恶行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恶劣的。但是，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社会管理体系，有着法律和规矩束缚的工业化社会。从宏观的角度讲，恶行在现代社会里其实要比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少的多。
毕竟，已经全面工业化了的现代中国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在这个基础上，不管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基本的，被全社会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而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巨大社会财富的政府，也会使用这些资源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恶行进行惩罚和抑制。
现代人看到年轻女性把私生子溺死就会感到极端的愤怒，对这样的事情口诛笔伐无法原谅。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却是一种非常普遍，完全常见的事情。
因为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资和财富，因为和当时的生产力相配合的落后社会制度，处于封建农业时代的大部分普通中国家庭，其实都是很难承担过多的人口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有效的节育手段，把非计划出生的子女杀掉以减轻家庭的生存压力，就成了一种必然。
让王书辉非常毛骨悚然的就是，他穿越之初对大明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大部分贫雇农家庭都会把无法抚养的初生婴儿直接溺死，然后埋到猪圈或者茅坑里沤成肥料。
如果说溺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沤成肥料已经让王书辉受到极大的震撼的话，那么用一种非常平淡的情绪，习以为常的做着这样的事情的明代百姓的木然态度，则更让王书辉无法接受了。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建成最早的大规模培训学校是医学类学校，而王书辉最早培养的教育人才是婴幼儿教育人才的原因。
作为穿越者和现代人的王书辉根本就不会允许复兴党的治下出现这种情况，他以极端强硬的，明末时空的土著们无法理解的严厉手段，强行买断复兴党治下所有民众子女的教育权和抚养权的原因正在于此。
王书辉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教育工作者虽然不是从事幼儿教育的，但是师者如父，教育工作者要承担起一部分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却深刻的刻在王书辉的思想中。
可能在现代社会里因为他面对的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所以才表现的不明显的原因吧。因为王书辉在明朝末年的学生都是年纪较小的少年儿童，王书辉身上的那种教育工作者的父母心态表现的非常突出。
为了保证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王书辉甚至都不相信自己治下的普通民众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那么在这种的心态下，他怎么会允许在他的治下出现以牟利为目的的专门贩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存在呢。
所以在王书辉亲自主持的复兴党第一次严打行动中，枝江县境内凡是从事少年儿童贩卖，或者与少年儿童贩卖有关的一切人和组织，都受到了复兴党极端严厉的打击。
杀人抢劫这样的恶性犯罪在复兴党手下也不过是接受重体力高危劳改，“劳作至死”的惩罚。但是针对拐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的时候，王书辉采取的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惩罚方式。
当时枝江境内所有从事人口拐卖的人贩子和为这些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便利的所有饭馆酒店和衙门里的差役等相关人员，先是被戴上高帽子，在枝江县内进行游街示众，然后又在公共场所接受所有人的唾骂，最终不管是主犯从犯还是看起来似乎有点无辜的相关人员，都在公审大会后被复兴军战士吊死在绞刑架上。
甚至于复兴党对于这些犯罪分子的尸体的处理，都显示出一种比较暴戾的情绪。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风干了，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才会被一把火烧掉。
与这种暴戾情绪相对的是，王书辉对于在这次行动中被救援出来的少年儿童表现出了一种真诚的温情来。很多被人口贩子藏匿在恶劣环境中的孩子，都是王书辉亲手救出来的。这其中就有现年十七岁，刚刚从西山基地里毕业几年的张永涛。
幼年时的经历，给张永涛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把王书辉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产生的感恩情绪，变成了自己学习和训练的动力。
所以在十三岁那年就完成了初级中学水平教育的他，主动要求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在三年后顺利通过考核的张永涛终于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和王书辉老师一样的灰色军装。
按照复兴党的基层锻炼制度，在新兵训练基地里完成了基层士官培训的张永涛，在1630年的时候被分配到鲁东军区，在鲁东军区某营下属的一个班担任班长。
在鲁东军区担任班长的两年里，表现出色的张永涛先是升为教导员，之后又升职为排长。
1632年初，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张永涛所在的营非常幸运的被抽调组成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加了沧州战役。
和所有西山基地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斯巴达式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永涛身具“木”和“狂”两种特质。
说他“木”，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的非常的死板。对于各种条例和纪律他掌握的非常好，真心实意的按照这些条例和纪律来规范自己的所有行动。说他“狂”，则是他在部队训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奋不顾身，一丁点也不在乎个人安危的特点。
“木”还没有什么大不了。在复兴党的那种工厂化教育模式下，在复兴党的那种重规矩重制度的环境里，“木”是复兴党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机械和教条在复兴党内随处可见。
但是“狂”就属于只有西山基地出来的人才有的独特特征了。复兴党工厂化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常规人才，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求平求稳的特点。但是西山基地出来的人，因为西山基地的环境过于极端和单调，所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极端和激进的。
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张永涛所在的排的日常训练工作本来是应该由排参谋来主持的。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军校毕业的基层指挥员还是正常升迁上来的排长，都不会自找麻烦去干涉日常训练的工作。但是身具“狂”气的张永涛则觉得，因为缺乏实战，他带的这些兵身上都缺乏杀气，没有狠劲儿，必须要加强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会在排参谋主持的日常训练之外，对士兵进行加练。不是二十公里越野训练，就是班组对抗训练。甚至于在刺刀训练中，他还不允许士兵们给刺刀加装刺刀鞘，而是领着大家用亮光光的刺刀进行真刀真枪的拼刺训练。
因为这个，张永涛领导的排，比他所在的连队里的其他排的日常训练伤员要多出三到五倍来。
张永涛的同事，排参谋王洪玉对张永涛身上的这种“疯狂”是非常不满的。他曾经找到排教导员徐中杨，专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排长张永涛是西山基地出身，参谋王洪玉是军校毕业，和他们两个不同，排教导长徐中杨是实打实的从普通士兵通过三项基本考核，凭借着战功升上来的基层干部。
和没参加过实战的张永涛和王洪玉不同，在济州岛和辽南打过仗，正经上过几次战场的徐中杨知道，张永涛的做法虽然极端，但是鲁东军区的部队因为新兵太多缺乏实战，在他眼中确实也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徐中杨虽然没有直接出面支持张永涛对战士的“极端”训练，但是作为排里一号领导的他，还是耐心的对王洪玉说道：
“张排长确实表现的有些极端，对部队的训练也有点违规的嫌疑，但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也必须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
“排除张排长的违规嫌疑，如果张排长在训练中只是对战士们进行这种极端的训练，自己却不能亲身参与的话，我可以说他有苛待战士的嫌疑，制止他的这种举动。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训练里面，张排长比所有的人都要积极，比所有人的精神都要投入。你和我说的那个躺在拖拉机下面一动不动的那个疯狂训练。张排长可是第一个躺下的，而且他就躺在最前面。就说拼刺训练吧，在全排战士里面，是不是也是他身上的伤最多？他受到的伤最重啊？是这样的嘛！”
“所以说，张排长不是光对战士们苛刻，而是对所有人的要求都严格。我们部队里的训练口号是什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所以张排长可能在方式方法上极端了一点，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提高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生存率的。别的不说，在军区比武里面，咱们排不就因为训练比别的单位要严格的多，所以才连续两年都获得了标兵的荣誉吗！”
“人家的办法有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办法。别的单位都到我们这里来取经，上级都要求全军向我们学习了。你就不要再想不开，总是觉得不满了。你看现在，在张排长的带动下，我们全营都在用这个方法进行训练呢。要不是我们的训练成果突出，这次战役我们这样的新兵部队有机会上战场吗？”
王洪玉当然不是认为张永涛的办法没有效果，他当然也认可张永泰的办法有效。在很多时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意见，主要是因为态度原因造成的。
王洪玉认同张永涛的能力，但是王洪玉并不认同张永涛的态度。在他看来，成天板着一张死人脸，只有在参加仪式面对王书辉老师的画像时才会表现出激动情绪的张永涛，给他的感觉是一种高人一等，瞧不起别人的别扭感觉。
王洪玉对于张永涛的负面看法一直积攒到了沧州战役正式打响之后才全面的转变了过来。毕竟，在部队里，只有实打实的战功才能最终折服一个人。
在1632年年初爆发的沧州战役中，张永涛所在的排执行的是一次拦截任务。
因为事先的错误估计，张永涛所在的一个排，面对的是一支总人数一千两百多人，已经陷入到歇斯底里状态，急于逃命的明军。
在没有炮兵部队支持，在没有携带机枪，在火箭筒配备不足的情况下，领着一个进行了三年军训但却没有参加过任何实战的排，张永涛在战场上表现的就像在日常训练中一样冷静沉着。
他先是指挥部队集中使用火箭筒在远程上消灭了敌军的一支三四十人的马队，然后快速的指挥部队组成防御阵型，有效的使用排枪，大量杀伤无意识的进行着嚎叫，疯狂冲上来的敌军步兵。
就在部队的弹药被用光，整个排在剩下的五六百敌军的绝望冲锋下摇摇欲坠的时候，永远木着一张脸的张永涛第一个冲出战壕，率领着全排战士对敌军进行了最纯粹最血腥的白刃战。
一个排五十名战士，就在张永涛的带领下，用纯粹的拼刺刀的战斗方式，将五六百疯狂的敌军杀散了。
战斗结束后，看着随便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就若无其事的组织战俘登记行动的张永涛，浑身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胳膊上挨了两下（长矛刺伤）的王洪玉，对脑袋上缠着纱布正在认真记录战斗过程的徐中杨说道：
“教导长啊，我现在才真的服了排长了。排长这个疯狂可是真疯狂。他不仅对自己疯狂，他对敌人也疯狂啊！”
张永涛是个孤儿。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他的“官名”和大部分复兴党人一样，是组织上给起的。
张永涛现在还能记得的就只有自己还没被被组织救援，还未接受王老师的抚养和教育的时候，自己的那个叫做“小狗子”的小名儿了。这个小名儿，还是当时的拐骗他的人贩子随口给他起的。
他被从人贩子手中救出来的时候只有六岁。现在已经十七岁的他已经记不住当初自己被救时候的大部分事情了。
只是有一个片段他记得非常的清楚到现在也难以遗忘。那就是穿着浅灰色已经洗的有些发白了的制服的王书辉老师，亲手把他从一个见不到一点光亮的土洞里抱出来。他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王老师脸上带着的温和而又压抑的笑容。
1620年时张永涛被王书辉从人贩子窝藏人口的地洞里救出来，是他的一个幸运。当时，刚开始对整个枝江县完成了全面接管的王书辉，正在亲自主持针对枝江县的严打行动。
在当时，针对各种违法犯罪的打击是非常严酷的。因为主持这次行动的王书辉本人是带着一定的情绪的。
要知道，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各种各样的丑闻和恶行都被大众传媒揭露的非常的明确和清楚了。但是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脑前看着相关的新闻报道的王书辉，还是很难对于那些可怕的泯灭人性的罪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的。
现代人可能会觉得现代社会里的恶行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恶劣的。但是，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社会管理体系，有着法律和规矩束缚的工业化社会。从宏观的角度讲，恶行在现代社会里其实要比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少的多。
毕竟，已经全面工业化了的现代中国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在这个基础上，不管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基本的，被全社会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而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巨大社会财富的政府，也会使用这些资源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恶行进行惩罚和抑制。
现代人看到年轻女性把私生子溺死就会感到极端的愤怒，对这样的事情口诛笔伐无法原谅。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却是一种非常普遍，完全常见的事情。
因为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资和财富，因为和当时的生产力相配合的落后社会制度，处于封建农业时代的大部分普通中国家庭，其实都是很难承担过多的人口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有效的节育手段，把非计划出生的子女杀掉以减轻家庭的生存压力，就成了一种必然。
让王书辉非常毛骨悚然的就是，他穿越之初对大明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大部分贫雇农家庭都会把无法抚养的初生婴儿直接溺死，然后埋到猪圈或者茅坑里沤成肥料。
如果说溺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沤成肥料已经让王书辉受到极大的震撼的话，那么用一种非常平淡的情绪，习以为常的做着这样的事情的明代百姓的木然态度，则更让王书辉无法接受了。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建成最早的大规模培训学校是医学类学校，而王书辉最早培养的教育人才是婴幼儿教育人才的原因。
作为穿越者和现代人的王书辉根本就不会允许复兴党的治下出现这种情况，他以极端强硬的，明末时空的土著们无法理解的严厉手段，强行买断复兴党治下所有民众子女的教育权和抚养权的原因正在于此。
王书辉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教育工作者虽然不是从事幼儿教育的，但是师者如父，教育工作者要承担起一部分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却深刻的刻在王书辉的思想中。
可能在现代社会里因为他面对的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所以才表现的不明显的原因吧。因为王书辉在明朝末年的学生都是年纪较小的少年儿童，王书辉身上的那种教育工作者的父母心态表现的非常突出。
为了保证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王书辉甚至都不相信自己治下的普通民众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那么在这种的心态下，他怎么会允许在他的治下出现以牟利为目的的专门贩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存在呢。
所以在王书辉亲自主持的复兴党第一次严打行动中，枝江县境内凡是从事少年儿童贩卖，或者与少年儿童贩卖有关的一切人和组织，都受到了复兴党极端严厉的打击。
杀人抢劫这样的恶性犯罪在复兴党手下也不过是接受重体力高危劳改，“劳作至死”的惩罚。但是针对拐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的时候，王书辉采取的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惩罚方式。
当时枝江境内所有从事人口拐卖的人贩子和为这些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便利的所有饭馆酒店和衙门里的差役等相关人员，先是被戴上高帽子，在枝江县内进行游街示众，然后又在公共场所接受所有人的唾骂，最终不管是主犯从犯还是看起来似乎有点无辜的相关人员，都在公审大会后被复兴军战士吊死在绞刑架上。
甚至于复兴党对于这些犯罪分子的尸体的处理，都显示出一种比较暴戾的情绪。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风干了，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才会被一把火烧掉。
与这种暴戾情绪相对的是，王书辉对于在这次行动中被救援出来的少年儿童表现出了一种真诚的温情来。很多被人口贩子藏匿在恶劣环境中的孩子，都是王书辉亲手救出来的。这其中就有现年十七岁，刚刚从西山基地里毕业几年的张永涛。
幼年时的经历，给张永涛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把王书辉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产生的感恩情绪，变成了自己学习和训练的动力。
所以在十三岁那年就完成了初级中学水平教育的他，主动要求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在三年后顺利通过考核的张永涛终于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和王书辉老师一样的灰色军装。
按照复兴党的基层锻炼制度，在新兵训练基地里完成了基层士官培训的张永涛，在1630年的时候被分配到鲁东军区，在鲁东军区某营下属的一个班担任班长。
在鲁东军区担任班长的两年里，表现出色的张永涛先是升为教导员，之后又升职为排长。
1632年初，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张永涛所在的营非常幸运的被抽调组成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加了沧州战役。
和所有西山基地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斯巴达式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永涛身具“木”和“狂”两种特质。
说他“木”，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的非常的死板。对于各种条例和纪律他掌握的非常好，真心实意的按照这些条例和纪律来规范自己的所有行动。说他“狂”，则是他在部队训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奋不顾身，一丁点也不在乎个人安危的特点。
“木”还没有什么大不了。在复兴党的那种工厂化教育模式下，在复兴党的那种重规矩重制度的环境里，“木”是复兴党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机械和教条在复兴党内随处可见。
但是“狂”就属于只有西山基地出来的人才有的独特特征了。复兴党工厂化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常规人才，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求平求稳的特点。但是西山基地出来的人，因为西山基地的环境过于极端和单调，所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极端和激进的。
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张永涛所在的排的日常训练工作本来是应该由排参谋来主持的。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军校毕业的基层指挥员还是正常升迁上来的排长，都不会自找麻烦去干涉日常训练的工作。但是身具“狂”气的张永涛则觉得，因为缺乏实战，他带的这些兵身上都缺乏杀气，没有狠劲儿，必须要加强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会在排参谋主持的日常训练之外，对士兵进行加练。不是二十公里越野训练，就是班组对抗训练。甚至于在刺刀训练中，他还不允许士兵们给刺刀加装刺刀鞘，而是领着大家用亮光光的刺刀进行真刀真枪的拼刺训练。
因为这个，张永涛领导的排，比他所在的连队里的其他排的日常训练伤员要多出三到五倍来。
张永涛的同事，排参谋王洪玉对张永涛身上的这种“疯狂”是非常不满的。他曾经找到排教导员徐中杨，专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排长张永涛是西山基地出身，参谋王洪玉是军校毕业，和他们两个不同，排教导长徐中杨是实打实的从普通士兵通过三项基本考核，凭借着战功升上来的基层干部。
和没参加过实战的张永涛和王洪玉不同，在济州岛和辽南打过仗，正经上过几次战场的徐中杨知道，张永涛的做法虽然极端，但是鲁东军区的部队因为新兵太多缺乏实战，在他眼中确实也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徐中杨虽然没有直接出面支持张永涛对战士的“极端”训练，但是作为排里一号领导的他，还是耐心的对王洪玉说道：
“张排长确实表现的有些极端，对部队的训练也有点违规的嫌疑，但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也必须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
“排除张排长的违规嫌疑，如果张排长在训练中只是对战士们进行这种极端的训练，自己却不能亲身参与的话，我可以说他有苛待战士的嫌疑，制止他的这种举动。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训练里面，张排长比所有的人都要积极，比所有人的精神都要投入。你和我说的那个躺在拖拉机下面一动不动的那个疯狂训练。张排长可是第一个躺下的，而且他就躺在最前面。就说拼刺训练吧，在全排战士里面，是不是也是他身上的伤最多？他受到的伤最重啊？是这样的嘛！”
“所以说，张排长不是光对战士们苛刻，而是对所有人的要求都严格。我们部队里的训练口号是什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所以张排长可能在方式方法上极端了一点，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提高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生存率的。别的不说，在军区比武里面，咱们排不就因为训练比别的单位要严格的多，所以才连续两年都获得了标兵的荣誉吗！”
“人家的办法有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办法。别的单位都到我们这里来取经，上级都要求全军向我们学习了。你就不要再想不开，总是觉得不满了。你看现在，在张排长的带动下，我们全营都在用这个方法进行训练呢。要不是我们的训练成果突出，这次战役我们这样的新兵部队有机会上战场吗？”
王洪玉当然不是认为张永涛的办法没有效果，他当然也认可张永泰的办法有效。在很多时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意见，主要是因为态度原因造成的。
王洪玉认同张永涛的能力，但是王洪玉并不认同张永涛的态度。在他看来，成天板着一张死人脸，只有在参加仪式面对王书辉老师的画像时才会表现出激动情绪的张永涛，给他的感觉是一种高人一等，瞧不起别人的别扭感觉。
王洪玉对于张永涛的负面看法一直积攒到了沧州战役正式打响之后才全面的转变了过来。毕竟，在部队里，只有实打实的战功才能最终折服一个人。
在1632年年初爆发的沧州战役中，张永涛所在的排执行的是一次拦截任务。
因为事先的错误估计，张永涛所在的一个排，面对的是一支总人数一千两百多人，已经陷入到歇斯底里状态，急于逃命的明军。
在没有炮兵部队支持，在没有携带机枪，在火箭筒配备不足的情况下，领着一个进行了三年军训但却没有参加过任何实战的排，张永涛在战场上表现的就像在日常训练中一样冷静沉着。
他先是指挥部队集中使用火箭筒在远程上消灭了敌军的一支三四十人的马队，然后快速的指挥部队组成防御阵型，有效的使用排枪，大量杀伤无意识的进行着嚎叫，疯狂冲上来的敌军步兵。
就在部队的弹药被用光，整个排在剩下的五六百敌军的绝望冲锋下摇摇欲坠的时候，永远木着一张脸的张永涛第一个冲出战壕，率领着全排战士对敌军进行了最纯粹最血腥的白刃战。
一个排五十名战士，就在张永涛的带领下，用纯粹的拼刺刀的战斗方式，将五六百疯狂的敌军杀散了。
战斗结束后，看着随便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就若无其事的组织战俘登记行动的张永涛，浑身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胳膊上挨了两下（长矛刺伤）的王洪玉，对脑袋上缠着纱布正在认真记录战斗过程的徐中杨说道：
“教导长啊，我现在才真的服了排长了。排长这个疯狂可是真疯狂。他不仅对自己疯狂，他对敌人也疯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