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9章 敲响丧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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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民不同，城市平民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要更加清晰一些。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农民们对于统治者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对于绝大部分的农民来说，他们面对的统治者是在阶级划分上非常纯粹，但是在官方身份上比较模糊的地主们。
可是对于城市平民来说，他们大部分都能非常清醒的认识到，王朝的统治者就是朝廷。朝廷就是站在自己这些升斗小民的对立面的存在。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也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好，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总是通过生存斗争体现出来的。
在封建农业社会的广阔农村里，掌握着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人是地主们。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农民造反者会把矛头对准地主。他们一方面对于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王朝的认识比较模糊，一方面对代表了正统地位的朝廷缺乏真正的认识。
城市平民们则不同，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榨的人，就是朝廷的官员以及官僚贵族集团的附庸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非常清晰的把矛盾的矛头对准封建王朝。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讲，不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平民，他们本身虽然都明确的意识到统治阶级的反动性，可是在一般情况下，在生存危机没有爆发出来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愿意在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和秩序下过平静的生活的。
造反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生存危机实实在在的爆发，如果不是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如果不是清楚的认识到只有打破统治阶级的规则和秩序才能获得生存物资的情况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平民，他们都是不愿意采用暴力手段反抗统治阶级的。
不过就像农民们在清醒的认识到占有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的地主已经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之后，发动暴力手段打击地主获得生存资料一样。城市平民，因为生活在统治阶级的核心区域，他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统治阶级对于他们的态度。并针对这种态度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充分的认识到统治阶级毫不在乎他们的死活之后，在充分的认识到除了使用暴力手段打破现有秩序才能获得生存资料以后，城市平民的表现，要比农民们的表现更加坚决更加彻底一些。
孟子“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点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解释和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的。但是这样的辩证关系，也适用于城市平民和封建朝廷之间。
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明王朝的城市平民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被简单化的过程。
以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城为例，三大营十二卫总数将近二十五万左右的京营士兵，到明朝末年，已经全部从武装力量沦为城市平民了。
这些人既没有田地，也没有固定收入，在北京城里是最彻底的被雇佣劳动者。这些人的存在，在经济危机严重的明朝末年，对于明王朝来说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
到1630年，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复兴党工业集团，在经济上已经对大明持续进行了十年左右的影响。大量的白银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从全国各地区被吸收到复兴党的银行里。大量的粮食，在全国范围内被复兴党吸收和储存。
与此同时，持续了上百年时间的西方白银输入，因为美洲的银矿资源的枯竭，开始进入大幅度萎缩的阶段。
从江南到中原，一方面是因为粮食减产和复兴党的粮食政策导致的严重粮食危机，一方面是因为复兴党大规模工业品倾销导致的严重通货紧缩。明王朝本来就存在的巨大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在农村是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产生的大量破产农民。他们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农民造反军势力在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西部活动。
在城市里，则是因为复兴党工业竞争导致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大量失业城市平民。江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主要城市里，此起彼伏的民变和兵变，成了明朝末年各大城市的主要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平民一方面失去了工作失去收入，另一方面则是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和粮食供给的全面萎缩。因为商品经济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量城市平民直接面对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宋狗子这样的平民领袖，才会不得不带领北京城内那些同样是没有生活来源的城市平民一起铤而走险的做出抢劫皇亲国戚的产业这样的事情来。
要知道，在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前，全面贫困化的城市平民是绝对不惮于和封建统治者对抗的。
只不过无论是身处事件中的宋狗子和刘长生等人，还是努力置身事外的南城兵马司和锦衣卫南城千户所的官员们，他们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在严重的生存危机下，规模巨大总人数超过二十五万的北京城市平民，会在宋狗子等人的示范作用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一切矛盾的爆发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长期积累的矛盾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甚至是不起眼的事件作为导火索，之后就会产生迅速而又激烈的连锁反应。
就像一千四百多年前，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时候，当时的绝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认识到看似强大无比的秦王朝会因此而灭亡一样。1630年五月里的一天发生的一伙儿疑似京营士兵的匪徒抢劫了周国丈家的粮车的事件，在当时并没与引起什么太大的关注。
因为很多人吃不上饭而发生的以抢劫粮食物资为目的的民变和兵变，在明朝末年这个时间里是数不胜数的。大部分情况下，缺乏群众基础完全是自发性的小规模的城市暴乱，会很快被当地的官府和军队镇压下去。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无论是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还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他们的绝对力量和被统治阶级比较起来是非常的渺小的。
在正常情况下，在统治阶级能够保持着一定的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在统治阶级没有彻底的陷入到麻木愚昧的只知道维护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化的状态下，只要统治阶级稍稍的从自身统治的稳定性出发，考虑到被统治阶级的承受极限的话，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是不需要面对所有的被统治者的。
在正常情况下，愿意接受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愿意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人民群众是大多数。在生存危机没有全面降临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只需要针对少部分觉醒的人民而已。和这部分觉醒的人民比较起来，统治阶级的力量是非常的庞大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和规模庞大的农民造反军势力不同，相对规模较小而且缺乏流动性和灵活性，没有广泛支持的城市平民主导的民变和兵变，总也不会对明王朝的统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即使在苏州、杭州这样人口超过百万规模以上的大城市里，城市平民的民变和兵变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不过，在北京城内，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宋狗子本身虽然看起来是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城的平民，但是事实上，宋狗子也好，沈林子也好，这些人其实都是京营系统内的士兵和军余。和关系上缺乏联系的江南城市平民不同，作为北京南城市民领袖的宋狗子，和整个北京城的二十五万人以上的三大营十二卫的士兵和军户们，具有相同的身份。
特别是宋狗子因为“及时雨宋公明”的外号以及他本人诸多的为军户们扶危救难的事迹，使得宋狗子不仅在南城那几千军户中声名显赫。整个北京城的京营士兵军户人家，无论身上有没有差事，无论现在的实际工作是什么，他们对宋狗子的名声都有所耳闻。
北京城里的宋狗子，和江南大城市里的那些织工和商贩决然不同，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非常实在的存在的，而不是别有用心的封建士大夫们吹捧出来的。
嘉定伯周奎到宫中和周皇后哭诉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
周皇后向崇祯皇帝抱怨的时候，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崇祯皇帝命令司礼监秉笔太监、东厂提督曹化淳去查问事情的时候，同样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曹化淳命令手下的一个太监调集了一大帮番子和锦衣卫到南城侦缉案件的时候，他自然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锦衣卫南城千户所的千户胡元化在接待东厂和镇抚司上司人员的时候，心里暗暗叫苦。
其实事情真是要多简单有多简单。抢劫周国丈家粮行的人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不知道那些参与者具体都是谁，可是那个领头的人，无论是五城兵马司还是锦衣卫南城千户所的人，都知道是谁。
除了人称“及时雨宋公明”，麾下有着成百上千的忠诚小弟的南城著名社会人士，流氓喇唬中的首席人物宋狗子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五大车据说是现在已经难得一见的湖广稻米，可是在青天白日里众目睽睽下的就被近百人拉到了南城的平民窟里的。胡元化可是接到了手下人的明报，这帮子胆大包天的京卫军户们，就那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挨家挨户的分发了抢劫而来的粮食。
胡元化手里甚至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存在。
周国丈家的粮食和一般的粮食不同。他家的粮食都是用非常高档的麻袋装的。那些几乎可以媲美布匹的细麻粮袋子上加盖着了颜色字迹非常鲜明清晰的红色大印。那上面分明的标注着粮食的产地“枝江县”和粮食的生产商“枝江王府”。这也和周国丈与湖广的枝江王府关系密切的传闻相符合。
毕竟现如今湖广的粮食有多么难得一见大家也都心里有数。
胡元化原本觉得事情并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他在把差事派给手下最厚道甚至可以说软弱的百户刘长生的时候，想的就是希望这件事情通过刘长生这种喜欢委曲求全的处理问题的人，能把这个差事办的软和一些。
他可是知道刘长生和宋狗子的关系不一般，所以他希望生性仗义声名远播非常注重名声意气的宋狗子，会忌惮刘长生在锦衣卫里的前程官位，最终主动就范。
胡元化还对给自己出主意的师爷能够想出这样的妥当的主意来而对他非常赞赏呢。
可是让胡元化没想到的是，原本一直以软弱可欺而闻名的刘长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一次居然硬气了一次。他在胡元化的私下召见里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这个差事他不仅不想办而且也不会去办。甚至于他还明确的向胡元化提出了辞职。
这可把胡元化气得倒仰。
别说锦衣卫都是世代传承的世职，根本就没有辞职一说。就是刘长生不想干了，那也只有千户所把他开革出去的道理，根本就没有他自己主动辞职的道理。
关键是，现在刘长生撂了挑子，南城千户所里剩下的那帮只知道敲诈勒索欺软怕硬的鼻涕虫里面，就根本找不出一个敢在手下有成千上百的小弟，在京城几十万京卫军户中都有“及时雨宋公明”名号的宋狗子面前敢站直了说话的人。
要知道在平日里，南城千户所的那帮子锦衣卫，在街面上见了宋狗子，也只有点头哈腰的称一声“宋爷”的。和他“老人家”硬碰硬，可能还没等他们把已经锈死的腰刀拔出来呢，就被宋狗子身边的小弟乱棍打死了。
可问题是，还没等胡元化安抚好了刘长生让他出面处理事情的时候，宫里的上差，锦衣卫和东厂的大爷们就已经到了自己的衙门了。
虽然胡元化跟文官官僚们沾不上任何关系，可是欺上瞒下的道理他还是精通的。他根本就不敢和上面的人说自己的治下有“及时雨宋公明”这样的江湖大豪。不然宋狗子的身份被暴漏出来，第一个要被追究的就是自己。
就这样，东厂的番子和镇抚司的锦衣卫们没有从胡元化这里得到任何的有效信息。他们掌握的消息就只有周国丈的粮食在南城平民窟里的军户们手中。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魏忠贤不掌权了所以东厂和锦衣卫的办案能力都衰退了。反正几十个番子和锦衣卫，就那么如狼似虎的跑到南城的贫民窟里面兴风作浪起来。
看到南城平民窟里的鬼哭狼嚎，作为坐地炮的锦衣卫南城千户所的千户胡元化，心里面是一片冰凉。
他清楚的认识到，按照这帮人的搞法，一场大乱就在眼前了。
和农民不同，城市平民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要更加清晰一些。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农民们对于统治者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对于绝大部分的农民来说，他们面对的统治者是在阶级划分上非常纯粹，但是在官方身份上比较模糊的地主们。
可是对于城市平民来说，他们大部分都能非常清醒的认识到，王朝的统治者就是朝廷。朝廷就是站在自己这些升斗小民的对立面的存在。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也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好，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总是通过生存斗争体现出来的。
在封建农业社会的广阔农村里，掌握着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人是地主们。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农民造反者会把矛头对准地主。他们一方面对于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王朝的认识比较模糊，一方面对代表了正统地位的朝廷缺乏真正的认识。
城市平民们则不同，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榨的人，就是朝廷的官员以及官僚贵族集团的附庸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非常清晰的把矛盾的矛头对准封建王朝。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讲，不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平民，他们本身虽然都明确的意识到统治阶级的反动性，可是在一般情况下，在生存危机没有爆发出来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愿意在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和秩序下过平静的生活的。
造反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生存危机实实在在的爆发，如果不是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如果不是清楚的认识到只有打破统治阶级的规则和秩序才能获得生存物资的情况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平民，他们都是不愿意采用暴力手段反抗统治阶级的。
不过就像农民们在清醒的认识到占有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的地主已经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之后，发动暴力手段打击地主获得生存资料一样。城市平民，因为生活在统治阶级的核心区域，他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统治阶级对于他们的态度。并针对这种态度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充分的认识到统治阶级毫不在乎他们的死活之后，在充分的认识到除了使用暴力手段打破现有秩序才能获得生存资料以后，城市平民的表现，要比农民们的表现更加坚决更加彻底一些。
孟子“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点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解释和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的。但是这样的辩证关系，也适用于城市平民和封建朝廷之间。
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明王朝的城市平民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被简单化的过程。
以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城为例，三大营十二卫总数将近二十五万左右的京营士兵，到明朝末年，已经全部从武装力量沦为城市平民了。
这些人既没有田地，也没有固定收入，在北京城里是最彻底的被雇佣劳动者。这些人的存在，在经济危机严重的明朝末年，对于明王朝来说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
到1630年，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复兴党工业集团，在经济上已经对大明持续进行了十年左右的影响。大量的白银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从全国各地区被吸收到复兴党的银行里。大量的粮食，在全国范围内被复兴党吸收和储存。
与此同时，持续了上百年时间的西方白银输入，因为美洲的银矿资源的枯竭，开始进入大幅度萎缩的阶段。
从江南到中原，一方面是因为粮食减产和复兴党的粮食政策导致的严重粮食危机，一方面是因为复兴党大规模工业品倾销导致的严重通货紧缩。明王朝本来就存在的巨大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在农村是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产生的大量破产农民。他们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农民造反军势力在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西部活动。
在城市里，则是因为复兴党工业竞争导致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大量失业城市平民。江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主要城市里，此起彼伏的民变和兵变，成了明朝末年各大城市的主要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平民一方面失去了工作失去收入，另一方面则是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和粮食供给的全面萎缩。因为商品经济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量城市平民直接面对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宋狗子这样的平民领袖，才会不得不带领北京城内那些同样是没有生活来源的城市平民一起铤而走险的做出抢劫皇亲国戚的产业这样的事情来。
要知道，在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前，全面贫困化的城市平民是绝对不惮于和封建统治者对抗的。
只不过无论是身处事件中的宋狗子和刘长生等人，还是努力置身事外的南城兵马司和锦衣卫南城千户所的官员们，他们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在严重的生存危机下，规模巨大总人数超过二十五万的北京城市平民，会在宋狗子等人的示范作用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一切矛盾的爆发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长期积累的矛盾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甚至是不起眼的事件作为导火索，之后就会产生迅速而又激烈的连锁反应。
就像一千四百多年前，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时候，当时的绝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认识到看似强大无比的秦王朝会因此而灭亡一样。1630年五月里的一天发生的一伙儿疑似京营士兵的匪徒抢劫了周国丈家的粮车的事件，在当时并没与引起什么太大的关注。
因为很多人吃不上饭而发生的以抢劫粮食物资为目的的民变和兵变，在明朝末年这个时间里是数不胜数的。大部分情况下，缺乏群众基础完全是自发性的小规模的城市暴乱，会很快被当地的官府和军队镇压下去。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无论是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还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他们的绝对力量和被统治阶级比较起来是非常的渺小的。
在正常情况下，在统治阶级能够保持着一定的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在统治阶级没有彻底的陷入到麻木愚昧的只知道维护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化的状态下，只要统治阶级稍稍的从自身统治的稳定性出发，考虑到被统治阶级的承受极限的话，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是不需要面对所有的被统治者的。
在正常情况下，愿意接受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愿意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人民群众是大多数。在生存危机没有全面降临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只需要针对少部分觉醒的人民而已。和这部分觉醒的人民比较起来，统治阶级的力量是非常的庞大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和规模庞大的农民造反军势力不同，相对规模较小而且缺乏流动性和灵活性，没有广泛支持的城市平民主导的民变和兵变，总也不会对明王朝的统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即使在苏州、杭州这样人口超过百万规模以上的大城市里，城市平民的民变和兵变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不过，在北京城内，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宋狗子本身虽然看起来是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城的平民，但是事实上，宋狗子也好，沈林子也好，这些人其实都是京营系统内的士兵和军余。和关系上缺乏联系的江南城市平民不同，作为北京南城市民领袖的宋狗子，和整个北京城的二十五万人以上的三大营十二卫的士兵和军户们，具有相同的身份。
特别是宋狗子因为“及时雨宋公明”的外号以及他本人诸多的为军户们扶危救难的事迹，使得宋狗子不仅在南城那几千军户中声名显赫。整个北京城的京营士兵军户人家，无论身上有没有差事，无论现在的实际工作是什么，他们对宋狗子的名声都有所耳闻。
北京城里的宋狗子，和江南大城市里的那些织工和商贩决然不同，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非常实在的存在的，而不是别有用心的封建士大夫们吹捧出来的。
嘉定伯周奎到宫中和周皇后哭诉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
周皇后向崇祯皇帝抱怨的时候，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崇祯皇帝命令司礼监秉笔太监、东厂提督曹化淳去查问事情的时候，同样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曹化淳命令手下的一个太监调集了一大帮番子和锦衣卫到南城侦缉案件的时候，他自然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锦衣卫南城千户所的千户胡元化在接待东厂和镇抚司上司人员的时候，心里暗暗叫苦。
其实事情真是要多简单有多简单。抢劫周国丈家粮行的人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不知道那些参与者具体都是谁，可是那个领头的人，无论是五城兵马司还是锦衣卫南城千户所的人，都知道是谁。
除了人称“及时雨宋公明”，麾下有着成百上千的忠诚小弟的南城著名社会人士，流氓喇唬中的首席人物宋狗子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五大车据说是现在已经难得一见的湖广稻米，可是在青天白日里众目睽睽下的就被近百人拉到了南城的平民窟里的。胡元化可是接到了手下人的明报，这帮子胆大包天的京卫军户们，就那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挨家挨户的分发了抢劫而来的粮食。
胡元化手里甚至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存在。
周国丈家的粮食和一般的粮食不同。他家的粮食都是用非常高档的麻袋装的。那些几乎可以媲美布匹的细麻粮袋子上加盖着了颜色字迹非常鲜明清晰的红色大印。那上面分明的标注着粮食的产地“枝江县”和粮食的生产商“枝江王府”。这也和周国丈与湖广的枝江王府关系密切的传闻相符合。
毕竟现如今湖广的粮食有多么难得一见大家也都心里有数。
胡元化原本觉得事情并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他在把差事派给手下最厚道甚至可以说软弱的百户刘长生的时候，想的就是希望这件事情通过刘长生这种喜欢委曲求全的处理问题的人，能把这个差事办的软和一些。
他可是知道刘长生和宋狗子的关系不一般，所以他希望生性仗义声名远播非常注重名声意气的宋狗子，会忌惮刘长生在锦衣卫里的前程官位，最终主动就范。
胡元化还对给自己出主意的师爷能够想出这样的妥当的主意来而对他非常赞赏呢。
可是让胡元化没想到的是，原本一直以软弱可欺而闻名的刘长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一次居然硬气了一次。他在胡元化的私下召见里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这个差事他不仅不想办而且也不会去办。甚至于他还明确的向胡元化提出了辞职。
这可把胡元化气得倒仰。
别说锦衣卫都是世代传承的世职，根本就没有辞职一说。就是刘长生不想干了，那也只有千户所把他开革出去的道理，根本就没有他自己主动辞职的道理。
关键是，现在刘长生撂了挑子，南城千户所里剩下的那帮只知道敲诈勒索欺软怕硬的鼻涕虫里面，就根本找不出一个敢在手下有成千上百的小弟，在京城几十万京卫军户中都有“及时雨宋公明”名号的宋狗子面前敢站直了说话的人。
要知道在平日里，南城千户所的那帮子锦衣卫，在街面上见了宋狗子，也只有点头哈腰的称一声“宋爷”的。和他“老人家”硬碰硬，可能还没等他们把已经锈死的腰刀拔出来呢，就被宋狗子身边的小弟乱棍打死了。
可问题是，还没等胡元化安抚好了刘长生让他出面处理事情的时候，宫里的上差，锦衣卫和东厂的大爷们就已经到了自己的衙门了。
虽然胡元化跟文官官僚们沾不上任何关系，可是欺上瞒下的道理他还是精通的。他根本就不敢和上面的人说自己的治下有“及时雨宋公明”这样的江湖大豪。不然宋狗子的身份被暴漏出来，第一个要被追究的就是自己。
就这样，东厂的番子和镇抚司的锦衣卫们没有从胡元化这里得到任何的有效信息。他们掌握的消息就只有周国丈的粮食在南城平民窟里的军户们手中。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魏忠贤不掌权了所以东厂和锦衣卫的办案能力都衰退了。反正几十个番子和锦衣卫，就那么如狼似虎的跑到南城的贫民窟里面兴风作浪起来。
看到南城平民窟里的鬼哭狼嚎，作为坐地炮的锦衣卫南城千户所的千户胡元化，心里面是一片冰凉。
他清楚的认识到，按照这帮人的搞法，一场大乱就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