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草民的政治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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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百姓来说，在他们眼中，没有最好的统治者，只有比较好的统治者。把这话倒过来说的话，就是在一堆烂蒜中里选出一头比较不烂的蒜。这就是老百姓们最淳朴最实在的政治观念。
即使在现代社会里，底层的老百姓固然在日常生活中会对当政者发出各种各样的抱怨，可是在他们尽情的发泄掉了心中的不满后，他们还是不会去参与到什么以改变现状为目标的活动中去的。
老百姓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大概是这样的：“某某某虽然不怎么靠谱，但是他已经是那群人里最好的一个了。换了别人还真不一定能够玩的转。”
你瞧，人民群众就是这么实事求是。他们对于政治的要求，不是追求最好最佳的状态。他们只是在一大堆的选择里，选出那个不是最坏的选择。
只要不是最糟糕的，最失常的，最混账的统治者，他们似乎都可以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安安稳稳的维持着自己的统治。
中国人民真的是天底下最厚道的人民了。
从这个角度讲，能在封建制度下生活两千多年，能够忍受两次全面彻底的被外族的高压统治，能在近代历史上长时间的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剥削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忍”功，绝对是天下第一的。
很多情况下，要不是统治者把国家搞的实在太糟糕，要不是统治者连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走上造反的道路的。
其实，在中国人民看似隐忍和卑怯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中国人民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最最深刻的蔑视。一句“肉食者鄙”，恰好能够很精到的解释中国人民对于一切统治者的这种心态。
说到底，王朝更替对于人民来说确实是在做出新的选择。不过，那也不过是在旧统治者和新统治者的比烂过程中，早就对一切统治者不报任何希望的中国人民，选择其中那个不太烂的过程。
如果是旧统治者相对比新统治者比较不烂，人民就会选择旧统治者。这就有了封建文人们在史书中描绘的“王朝中兴”。如果是新统治者比旧统治者比较不烂，人民就会选择新统治者。同样的，在封建文人的史书中就有了“鼎故革新”的事情。
事实是，在人民群众眼中，所有的肉食者都是“鄙”的。深厚的历史教给了中国人民充分的智慧。他们对于所有的统治者都没有抱过任何的希望。他们只是在统治者的比烂过程中，选择那个相对不太烂的一个而已。
当然，这种情况只在一位开天辟地的伟大人物身上失常过。在他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真的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一场亲身参与创造理想制度的伟大实践中。不过，这种历史性的异常也仅仅不过是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之后，中国人民的热情随着伟人的逝去重新消散。历史从新进入了统治者的比烂和人民群众选择不太烂的一方的古典循环中。
王书辉知道，发生在后世的那场持续了三十年左右的中国人民全体参与的社会改造，最终并没有成功。他也明确的知道，一方面，自己不是伟人，没有伟人的才华和能力。另一方面，本时空的中国人也没有经过近代那场长达一百多年的彻底绝望的亡国灭种危机的洗礼。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王书辉都没有复制那场伟大的社会改造的念头。
画虎不成反类犬，这种事情王书辉是不会去做的。
人民群众需要的是相对较好的选择。认清了这个问题的王书辉，一直以来的工作都围绕着给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为核心的。
好在本时空这个大明王朝全面崩溃的环境下，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比大明王朝、满清和变质的本质是武装叛乱的农民起义者更好的选择，并不是一个怎么太难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于王书辉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以现在保民军治下的武昌府来说吧。在已经被复兴会全面渗透和控制的保民军的治下，武昌府的几万百姓就过得非常的安详和平静。
武昌府的百姓并不会因为保民军的前身是造反的卫所士兵，就会对保民军另眼相看。对于他们来说，统治武昌的是大明朝还是大清朝，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这些和他们都没有什么必然和具体的关系。
谁能提供稳定的秩序，谁能提供充分的粮食，谁能提供全面的就业机会，谁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能够平稳的继续下去。更好的情况就是，谁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自己流汗流泪的努力拼搏所得的劳动成果可以保全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义无反顾的支持这样的统治者。
现在的武昌城在保民军和保民军背后的复兴会的控制下，几万名武昌武的百姓，过得就是这种社会秩序稳定，市场供给充足，就业岗位充分，薪酬及时合理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现在这几万个武昌府的百姓，几十年间来第一次过上的好日子。
你给百姓提供他们需要的生活，百姓就会全面的支持你的统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很明显，现在的武昌府百姓对于保民军支持度是非常之高的。保民军的吉祥物何祖贤已经成了受整个武昌府百姓所爱戴的领袖人物了。
因为在复兴会的控制下，保民军的纪律非常的良好。所以，虽然保民军不像复兴军那样常年坚持开展“子弟兵理念实践”运动，但是他们在武昌民众的口中也逐渐的变成了“自家的”军队。他们已经开始在人民群众心中有了点子弟兵的形象。
就在这种情况下，出城截击主动来犯（对外宣传是这样的）的新任湖广巡抚军队的保民军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押着三百多名调查团溃兵俘虏和陈建业等官员回到武昌府，并马上开始进行游街活动的时候，整个武昌城的百姓都陷入到一种欢乐的情绪之中。
对于老百姓来说，在他们眼中，没有最好的统治者，只有比较好的统治者。把这话倒过来说的话，就是在一堆烂蒜中里选出一头比较不烂的蒜。这就是老百姓们最淳朴最实在的政治观念。
即使在现代社会里，底层的老百姓固然在日常生活中会对当政者发出各种各样的抱怨，可是在他们尽情的发泄掉了心中的不满后，他们还是不会去参与到什么以改变现状为目标的活动中去的。
老百姓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大概是这样的：“某某某虽然不怎么靠谱，但是他已经是那群人里最好的一个了。换了别人还真不一定能够玩的转。”
你瞧，人民群众就是这么实事求是。他们对于政治的要求，不是追求最好最佳的状态。他们只是在一大堆的选择里，选出那个不是最坏的选择。
只要不是最糟糕的，最失常的，最混账的统治者，他们似乎都可以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安安稳稳的维持着自己的统治。
中国人民真的是天底下最厚道的人民了。
从这个角度讲，能在封建制度下生活两千多年，能够忍受两次全面彻底的被外族的高压统治，能在近代历史上长时间的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剥削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忍”功，绝对是天下第一的。
很多情况下，要不是统治者把国家搞的实在太糟糕，要不是统治者连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走上造反的道路的。
其实，在中国人民看似隐忍和卑怯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中国人民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最最深刻的蔑视。一句“肉食者鄙”，恰好能够很精到的解释中国人民对于一切统治者的这种心态。
说到底，王朝更替对于人民来说确实是在做出新的选择。不过，那也不过是在旧统治者和新统治者的比烂过程中，早就对一切统治者不报任何希望的中国人民，选择其中那个不太烂的过程。
如果是旧统治者相对比新统治者比较不烂，人民就会选择旧统治者。这就有了封建文人们在史书中描绘的“王朝中兴”。如果是新统治者比旧统治者比较不烂，人民就会选择新统治者。同样的，在封建文人的史书中就有了“鼎故革新”的事情。
事实是，在人民群众眼中，所有的肉食者都是“鄙”的。深厚的历史教给了中国人民充分的智慧。他们对于所有的统治者都没有抱过任何的希望。他们只是在统治者的比烂过程中，选择那个相对不太烂的一个而已。
当然，这种情况只在一位开天辟地的伟大人物身上失常过。在他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真的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一场亲身参与创造理想制度的伟大实践中。不过，这种历史性的异常也仅仅不过是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之后，中国人民的热情随着伟人的逝去重新消散。历史从新进入了统治者的比烂和人民群众选择不太烂的一方的古典循环中。
王书辉知道，发生在后世的那场持续了三十年左右的中国人民全体参与的社会改造，最终并没有成功。他也明确的知道，一方面，自己不是伟人，没有伟人的才华和能力。另一方面，本时空的中国人也没有经过近代那场长达一百多年的彻底绝望的亡国灭种危机的洗礼。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王书辉都没有复制那场伟大的社会改造的念头。
画虎不成反类犬，这种事情王书辉是不会去做的。
人民群众需要的是相对较好的选择。认清了这个问题的王书辉，一直以来的工作都围绕着给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为核心的。
好在本时空这个大明王朝全面崩溃的环境下，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比大明王朝、满清和变质的本质是武装叛乱的农民起义者更好的选择，并不是一个怎么太难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于王书辉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以现在保民军治下的武昌府来说吧。在已经被复兴会全面渗透和控制的保民军的治下，武昌府的几万百姓就过得非常的安详和平静。
武昌府的百姓并不会因为保民军的前身是造反的卫所士兵，就会对保民军另眼相看。对于他们来说，统治武昌的是大明朝还是大清朝，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这些和他们都没有什么必然和具体的关系。
谁能提供稳定的秩序，谁能提供充分的粮食，谁能提供全面的就业机会，谁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能够平稳的继续下去。更好的情况就是，谁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自己流汗流泪的努力拼搏所得的劳动成果可以保全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义无反顾的支持这样的统治者。
现在的武昌城在保民军和保民军背后的复兴会的控制下，几万名武昌武的百姓，过得就是这种社会秩序稳定，市场供给充足，就业岗位充分，薪酬及时合理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现在这几万个武昌府的百姓，几十年间来第一次过上的好日子。
你给百姓提供他们需要的生活，百姓就会全面的支持你的统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很明显，现在的武昌府百姓对于保民军支持度是非常之高的。保民军的吉祥物何祖贤已经成了受整个武昌府百姓所爱戴的领袖人物了。
因为在复兴会的控制下，保民军的纪律非常的良好。所以，虽然保民军不像复兴军那样常年坚持开展“子弟兵理念实践”运动，但是他们在武昌民众的口中也逐渐的变成了“自家的”军队。他们已经开始在人民群众心中有了点子弟兵的形象。
就在这种情况下，出城截击主动来犯（对外宣传是这样的）的新任湖广巡抚军队的保民军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押着三百多名调查团溃兵俘虏和陈建业等官员回到武昌府，并马上开始进行游街活动的时候，整个武昌城的百姓都陷入到一种欢乐的情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