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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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非常好听，有调有韵，不太整齐，朗读就前呼后拥，波澜起伏，跟戏班子一样。听久了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人极易生幻觉，半醒半睡的。
从70年代初开始，有好几年，经常有“反标”出现在学校厕所里，在校门口石墙上，有时干脆写在地上，一般都是简单而干脆的“打倒毛主席！”既然打倒，为什么还尊称主席？不能问，因为这是极端反动，不能“扩散”的。公安人员和学校对每一桩反标当大事清查，突然袭击收缴全校学生的书包，查对学生笔迹，直到最后抓走小反革命分子，然后再逼供出隐藏在其身后的老反革命分子。小孩放回，开除学籍，大人就可能十几年回不了家。每次都兴师动众，满街谈论。
公共厕所里，相互对骂娘之痛快，这城市或许是全国第一，少儿写“反标”犯罪，也几乎占全国之首。“反革命”三个字，是最危险的罪恶，最吓人的灾祸，乱涂一笔就跳了进去，轻轻一挥捅大娄子扰得满城风雨，如此诱惑，使好些无知的小手痒痒的，既恐惧又刺激，渴望试一试不能写的那几个字。
上小学时，有一次打扫学校公共厕所，一起打扫的同学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就止不住想乱写一些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的字。我没写成，没把自己和家里人弄成“现行反革命”，是因为我掏铅笔时，看到一幅实在太怪的图画，木炭画的，画得很拙劣，器官不成比例。看得我脸发红，透不过气来。听人说这些都是男孩子，半夜爬进女厕所干的。
“反标”大部分也是男孩子写的，公安局查人时却不分男女，一视同仁。
我把历史老师给的《人体解剖学》埋在枕头下，不放心，又放进书包里，生怕家里人瞧见。这不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图画，但这次完全不一样：照片上被枪毙的男人，天井里洗澡的男人，他们的器官叫我恐惧厌恶，脏得如同厕所里的画，而这本医学书上的裸体与器官，我却感觉洁净，甚至很美，危险而诱惑。我手按住胸口，全身开始出虚汗。
楼下房里挂钟“当”地响了一下，一点了。我与历史老师约好两点三十分。走江边的路，抄小道爬上位于半山腰的第五人民医院，时间来得及，可慢慢走，我的腿软得几乎迈不动了。我想责问他，给我那么下流的一本书，居心何在，算什么老师？
2
自来水管前，排着长队，没水，水桶都候着，顺路边歪歪扭扭，站着五六个人。
太阳出来得较晚，但在午后突然变毒。屋荫下站着人。我高兴自己出门前抓了顶天晴下雨都用得上的草帽。房檐下的人在抱怨：“再不来水，莫说人要渴死，连桶也要爆开了！”
往野猫溪轮渡方向一直是下坡路。
一个全身脏兮兮的女人，站在废品收购站门前的小石桥上。每次走到这一带，就可能遇见她。小石桥连接两个被溪水隔开的山坳，但溪沟里淌着的都是附近工厂流出的污水，在阳光下闪着深黑红色的油星，有时发出绿蓝的光。这女人真是很脏，身上的衣服遮得也不是地方，据说有三十几了，还是一个女孩子的脸庞，乳房也是一个女孩子样的。她的身体饱满，有着丰腴的大腿和臀部。每隔一两年她的肚子就大起来，春天隆起，夏天挺起，秋天就会蔫下去。谁也不知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后弄到哪里去了，就像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来历。她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遭人追打，饿了就吃馆子里的剩饭或路上小孩掉在地上的馒头，夜里走到哪就睡在哪。
人们说，她是花痴。
收购站的小石桥栏是她最喜欢待，也是唯一任她待的地方。收购站里的两个老头，一个将旧报纸、塑料鞋子、烂布片、坏胶鞋、碎玻璃、烂铜铝锅，等等，从门口搬进屋；一个记账，拨着算盘，对着一个小窗口递出皱皱的毛角分币。
我有记忆就看见“花痴”了，她的眼睛混浊，十根手指黑乎乎的，身上能搓出泥条。冬天穿一双大大的臭胶靴，夏天光脚，收购站前满地是玻璃片，她的脚毫不在乎。不管见男人或是女人都有可能扒下裤子，但她总是张开嘴笑呵呵，不像所有正常人那么仇恨人，成天开会批斗阶级敌人。
四年前，街道委员会传达“四人帮”被捕。会一开完，老百姓很高兴又一批大人物倒台，又一批整人的人被人整，一户户人提着脸盆、脚盆、烧饭锅、炒菜锅，敲打着出自家门上街游行。锣鼓、铙钹、红绸、二胡、爆竹，噼里啪啦就游上了大街，赤着胳膊光着上身吼着口号。跟着游行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小孩子最多，图个稀奇，但也壮了声势，没人管地大闹一场，冲着石桥广场马路游去。
我也在游行的队伍中，走上中学街的石阶。这个世界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变动，我不太懂，只知道毛主席死了，要悲伤，“四人帮”被抓了，要庆祝，大家都得一个样。正在这时，我看到“花痴”逆着我们走来。秋日白灿灿的光线下，她脸不怎么脏，头发被人剪得像个男孩，但浑身湿漉漉的，可能被人耍弄推到江水里去过，一件破旧的男人制服紧贴她的身体，肚子扁平。她与游行队伍交错而过。
我退出游行队伍，走到路边的电线杆子后面，着迷地看着“花痴”。她走得专心专意，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都与她无关。
江水还是黄澄澄的，长江比嘉陵江更脏，看着热，脚浸入，却是凉爽舒服的。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对江水有一种特别的依恋。远离江边的人，欢喜只是一股劲，背过身去，就会把江水忘却。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和不住在江边的人，一旦走在同一旅程上，那么，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和江水靠得近些走。不住在江边的人，嘲笑我们傻劲，老是拾起石片打水漂。他们说，江嘛，看看就是，江很讨厌，过江过水，耽误时间，误事不说，翻船的话，连命也搭上。
但江水就像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生来是江边的人。下坡上坎停息时，总喜欢停下来转过脸去遥望上几眼，看几眼江景，又能爬一大坡石阶。
我上了山腰，喘着气，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的房子在平路尽头。那儿没有历史老师，我到早了。
3
斜对着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大门，我缩在一棵树下，我怕走到门前，不仅仅是担心熟人碰到，生平第一回约会一个异性，我紧张。
他是我的老师，他该准时，很明显时间早过了两点三十分，也未见到他半个人影。我站的地方，能从医院大门经过的人中轻易辨认出他。我揭下草帽，当扇子不停地摇动，其实我不热，只是烦躁。他一向说话算话，没有水过我，起码在这之前，他没有过，一定是他明白自己做的丑事——用那么一本诲淫的书，公然引诱一个处女，现在不好意思了，被我逮住了。
我得等下去。
急诊病人，被临时做的滑竿抬进去，后面跟着焦急的病人家属。“买热糍粑，黄豆粉裹的又香又甜的热糍粑！”门口的大路上背着竹篓拎着口袋的附近农民在叫卖。
如果他能如约和我去爬山，站在山巅上，听着阵阵松涛声，俯瞰眼前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在山巅看起来，它就如一条柔情蜜意的布带，绕着对岸城中心那个半岛，在朝天门码头与支流嘉陵江汇合，宽宽绰绰继续朝另一个城市流去。行驶的船，使河流摇动出波澜。因为距离遥远，听不清楚船的汽笛声。一股股山风，拂动我的衣服和头发。
我感觉到，这个情景里其实只需我一人，就我一人就行了。
夕光披了满树满地，卖糍粑的人仍在路上来来回回走，叫卖着。我饿了，肚子开始抗议地叫唤，下班的人络绎不绝地从身前经过。我莫非记错了地点，或是听错了？为什么他这样让我等呢？而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充满苏打水味的地方，等了整整一下午，我要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已经明白了，你不好意思说的话，让我来向你说。
人人都可以欺侮我，你不能；你若欺侮我，我就把流血的伤口敞开给你看。这么一想，我心里突然既委屈又辛酸，差一点流出眼泪。他的确与所有的人不一样，很轻易就能让我为他哭泣，他总能使我忘掉自己，变得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我不过是想喜欢一个人，想爱一个人。现在一旦点明，我才知道这种情感与身体某个部位有奇怪的牵连，一处受到触动，另一处就会涌出黏黏的汁液。
4
我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外傻等时，我家已乱成一团，连很少摸上阁楼的父亲也在阁楼里，还有二姐，三哥。他们给四姐喂药，喂绿豆汁，一杯又一杯灌水。
四姐吞服了敌敌畏，她以为这种有毒的杀虫药喝几口就会死的。当她睁开眼睛，坚决地拒绝去医院。她的手几乎都要把床柱头抓碎，是三哥答应她，不让她去医院，才使她松开手。
父亲发现楼板上沉重的一响，药瓶坠在楼板上的声音，接着刺鼻的药水从瓶子里流出，穿过楼板缝隙滴到楼下。
四姐一定是在我走后，把预先准备好的毒药，从堂屋的哪个角落里取出，到阁楼她的床上。左想右想，最后干脆什么也不想，决定喝了药，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四姐在我们家长得最漂亮，和大姐的粗犷不同，她两条细眉，不用描画，浓淡有致，眼睫毛和眼睛最动人，乳房高挺，留着齐耳的短发。那阵子，街上一些从不登我家门的婆婆嘴，老与我父亲搭话：你家四姑娘真是一夜就出落成人尖尖了！
母亲不止一次和父亲说，别看四妹模样儿生得俏，我只怕她命最苦。
母亲心里更明白穷人家漂亮的女孩命薄，但四姐出事如此之早，依然让她吃了一惊。四姐与德华热恋了好多年，原是同一村的知青，他俩没结婚，怕回不了城。不管是同当地农民还是和知青在农村安了家，按有关规定都比单身知青差回城条件。四姐与德华信誓旦旦，永不变心，待两人都回城才结婚。稍有办法的人全都走后门通关系离开了，村子里已剩不下几个知青。1978年德华一回城不久，考虑就很实际：有可能四姐一辈子农村户口，命中注定是个农妇，他将一辈子受穷受累。他开始追求他的女同学——厂里支部书记的女儿，婚姻能改变一切，还说不定能提拔成干部，不再当工人。
除了我们家的人，谁都不认为他做得无理。至于爱情，在户口面前不过是个笑话。四姐写了厚厚一封信给家里，求母亲想一切办法使她能离开农村，否则，她只有嫁给当地农民。
母亲当然没有办法，她既无门子，也不会通路子，更没有拉关系的金钱。她只有流泪，着急，怨自己，恨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只要能让四姐回城。
四姐知道德华开始变心，急得没办法。她只能一横心，赖在重庆不回。直到德华答应断绝和女同学的往来，才回农村想办法。她动身回农村前，邻居的一个熟人串门，当时四姐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了起来，那人动了慈悲心肠，问四姐愿意不愿意去郊区一家合作单位当小工挑灰浆桶，她根本不用想，就答应了。
四姐走上母亲的路，成为挑沙子砖瓦的工人，母亲叫临时工，她叫合同工。四姐早出晚归，上下班除了过江，还要换两次车，每天一身臭汗回家，谁也不想理睬，我和她之间越来越没话说。
德华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并不太远，工厂在弹子石渡口上端。他斯文，白净，长得俊气，我第一次见德华，以为他是古典小说连环画里走下来的书生。
他来我家，总抢着做家务，挑水、理菜、炒菜、洗碗，也很有礼貌。母亲却记着他对四姐三心二意的事，不喜欢他。不爱说话的父亲也对德华冷淡，父亲认为他太女相，命不顺。天一晚，父亲就在堂屋对着阁楼叫，说路上不好走，天又黑了——明显是下逐客令。但父母的种种暗示明示都没用，四姐硬拉着德华住进了我家，她只有靠这个办法让他最后实践娶她的诺言。
我和她、德华三人住在阁楼上。为避开他俩，我经常到街上昏暗的路灯下看书，半夜才归，我的眼睛近视，度数上升。房间太小，他们做爱的声音吵醒了我，我便大气不敢出，紧闭着眼睛，装作熟睡，有时干脆摸下床到堂屋去傻待着。
两床间一层布相隔，他们没法避我。家里再有别的人，房间里更没法做任何事。到江边或山上去，他们没有结婚证，若被治安人员和派出所的人抓住，侮辱一顿，还要通知单位领导，写检查。偌大一座城市，想来想去只有山顶那座破烂的电影院能安身，趁放映电影时一片漆黑，亲热一两个钟头。
父亲问德华：“你去上班还要把皮鞋擦亮？”
“去了再换鞋。”德华说。
“那不麻烦？”
“不，不。”德华答道，连早饭也没吃就出了院子大门。父亲对刚回家的母亲说，那就是前奏，他认为德华不会和那个女同学断，恐怕已追上了手，这下真要和四妹断。人总是往上爬，住在我们家小小阁楼里，他不会甘心。
5
德华正在上班，被叫到我家。他看到四姐头发纷乱，面颊灰白，眼睛里光都散了。楼下房间的痰盂放在她的床边，里面的脏物和水，有股呛人的气味。除开四姐外，屋里的人眼睛都在他的身上。这种场面，他没有预料到，一下慌了，他没有经验。他感觉到这一家子的人都恨不得咬了他，撕了他。二姐对他狂吼，三哥的拳头好几次举起，又垂下了。
这场面很快便使德华服气了，四姐的自杀换来了结婚证书。
母亲给四姐准备的新被子，四姐和德华往白沙沱婆家抱去时，对门邻居程光头的妻子站在堂屋说，“你们两个啷个不懂？结婚的被子白的一面在外头，不吉利。”
当时没人答话，若应对一句，比如，“被子不吉，人大利！”或者说，“风吹太阳晒，霉运就离开”，都行。最好的办法是就近任何一个可摔破的东西，碗、水瓶、瓦片、玻璃杯，任拿一个砸在地上，便破解了这句本来不应点明的话。就像吃饭碰掉筷子，就得说“筷子落地，买田买地”，才可俯身去捡。
但是匆忙之中，四姐和德华忘了老辈人的教训，没有说任何话，也没砸任何东西。恐怕就是在这时，一团肉眼看不见的凶气投向了他们。
程光头在老母亲终老离世后，不打太极拳，也不拉蹩脚的二胡，他查《小学生字典》研究八卦与阴阳五行。他对我父亲说，他母亲突然死去，是他家灶的位置不对，不该朝南，与他母亲的生辰八字相冲。
他往自己身上的血管扎针，他的脖颈，手脚，尤其是手背，针眼斑斑。改变经脉，能长生不老。一旦得气，可以半个月不吃饭，“辟谷”进入仙境。现在政府规定人死全得火化，哪儿也没地能埋人。他母亲未能享用上的棺材，被他裁成一小块一小块木头，叠成一个八卦仙阵，他坐在阵中间，祛邪气迎罡风。
这座山城鬼气森森，长江上、中游，本是巫教兴盛之地，什么妖术名堂都有人身体力行。我不能确定气功灵不灵，但我相信程光头真是有功，不然怎么半月不吃饭？不过，三年大饥荒时期，父亲也有过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的日子。看来，练气功还是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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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非常好听，有调有韵，不太整齐，朗读就前呼后拥，波澜起伏，跟戏班子一样。听久了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人极易生幻觉，半醒半睡的。
从70年代初开始，有好几年，经常有“反标”出现在学校厕所里，在校门口石墙上，有时干脆写在地上，一般都是简单而干脆的“打倒毛主席！”既然打倒，为什么还尊称主席？不能问，因为这是极端反动，不能“扩散”的。公安人员和学校对每一桩反标当大事清查，突然袭击收缴全校学生的书包，查对学生笔迹，直到最后抓走小反革命分子，然后再逼供出隐藏在其身后的老反革命分子。小孩放回，开除学籍，大人就可能十几年回不了家。每次都兴师动众，满街谈论。
公共厕所里，相互对骂娘之痛快，这城市或许是全国第一，少儿写“反标”犯罪，也几乎占全国之首。“反革命”三个字，是最危险的罪恶，最吓人的灾祸，乱涂一笔就跳了进去，轻轻一挥捅大娄子扰得满城风雨，如此诱惑，使好些无知的小手痒痒的，既恐惧又刺激，渴望试一试不能写的那几个字。
上小学时，有一次打扫学校公共厕所，一起打扫的同学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就止不住想乱写一些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的字。我没写成，没把自己和家里人弄成“现行反革命”，是因为我掏铅笔时，看到一幅实在太怪的图画，木炭画的，画得很拙劣，器官不成比例。看得我脸发红，透不过气来。听人说这些都是男孩子，半夜爬进女厕所干的。
“反标”大部分也是男孩子写的，公安局查人时却不分男女，一视同仁。
我把历史老师给的《人体解剖学》埋在枕头下，不放心，又放进书包里，生怕家里人瞧见。这不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图画，但这次完全不一样：照片上被枪毙的男人，天井里洗澡的男人，他们的器官叫我恐惧厌恶，脏得如同厕所里的画，而这本医学书上的裸体与器官，我却感觉洁净，甚至很美，危险而诱惑。我手按住胸口，全身开始出虚汗。
楼下房里挂钟“当”地响了一下，一点了。我与历史老师约好两点三十分。走江边的路，抄小道爬上位于半山腰的第五人民医院，时间来得及，可慢慢走，我的腿软得几乎迈不动了。我想责问他，给我那么下流的一本书，居心何在，算什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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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管前，排着长队，没水，水桶都候着，顺路边歪歪扭扭，站着五六个人。
太阳出来得较晚，但在午后突然变毒。屋荫下站着人。我高兴自己出门前抓了顶天晴下雨都用得上的草帽。房檐下的人在抱怨：“再不来水，莫说人要渴死，连桶也要爆开了！”
往野猫溪轮渡方向一直是下坡路。
一个全身脏兮兮的女人，站在废品收购站门前的小石桥上。每次走到这一带，就可能遇见她。小石桥连接两个被溪水隔开的山坳，但溪沟里淌着的都是附近工厂流出的污水，在阳光下闪着深黑红色的油星，有时发出绿蓝的光。这女人真是很脏，身上的衣服遮得也不是地方，据说有三十几了，还是一个女孩子的脸庞，乳房也是一个女孩子样的。她的身体饱满，有着丰腴的大腿和臀部。每隔一两年她的肚子就大起来，春天隆起，夏天挺起，秋天就会蔫下去。谁也不知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后弄到哪里去了，就像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来历。她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遭人追打，饿了就吃馆子里的剩饭或路上小孩掉在地上的馒头，夜里走到哪就睡在哪。
人们说，她是花痴。
收购站的小石桥栏是她最喜欢待，也是唯一任她待的地方。收购站里的两个老头，一个将旧报纸、塑料鞋子、烂布片、坏胶鞋、碎玻璃、烂铜铝锅，等等，从门口搬进屋；一个记账，拨着算盘，对着一个小窗口递出皱皱的毛角分币。
我有记忆就看见“花痴”了，她的眼睛混浊，十根手指黑乎乎的，身上能搓出泥条。冬天穿一双大大的臭胶靴，夏天光脚，收购站前满地是玻璃片，她的脚毫不在乎。不管见男人或是女人都有可能扒下裤子，但她总是张开嘴笑呵呵，不像所有正常人那么仇恨人，成天开会批斗阶级敌人。
四年前，街道委员会传达“四人帮”被捕。会一开完，老百姓很高兴又一批大人物倒台，又一批整人的人被人整，一户户人提着脸盆、脚盆、烧饭锅、炒菜锅，敲打着出自家门上街游行。锣鼓、铙钹、红绸、二胡、爆竹，噼里啪啦就游上了大街，赤着胳膊光着上身吼着口号。跟着游行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小孩子最多，图个稀奇，但也壮了声势，没人管地大闹一场，冲着石桥广场马路游去。
我也在游行的队伍中，走上中学街的石阶。这个世界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变动，我不太懂，只知道毛主席死了，要悲伤，“四人帮”被抓了，要庆祝，大家都得一个样。正在这时，我看到“花痴”逆着我们走来。秋日白灿灿的光线下，她脸不怎么脏，头发被人剪得像个男孩，但浑身湿漉漉的，可能被人耍弄推到江水里去过，一件破旧的男人制服紧贴她的身体，肚子扁平。她与游行队伍交错而过。
我退出游行队伍，走到路边的电线杆子后面，着迷地看着“花痴”。她走得专心专意，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都与她无关。
江水还是黄澄澄的，长江比嘉陵江更脏，看着热，脚浸入，却是凉爽舒服的。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对江水有一种特别的依恋。远离江边的人，欢喜只是一股劲，背过身去，就会把江水忘却。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和不住在江边的人，一旦走在同一旅程上，那么，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和江水靠得近些走。不住在江边的人，嘲笑我们傻劲，老是拾起石片打水漂。他们说，江嘛，看看就是，江很讨厌，过江过水，耽误时间，误事不说，翻船的话，连命也搭上。
但江水就像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生来是江边的人。下坡上坎停息时，总喜欢停下来转过脸去遥望上几眼，看几眼江景，又能爬一大坡石阶。
我上了山腰，喘着气，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的房子在平路尽头。那儿没有历史老师，我到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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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对着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大门，我缩在一棵树下，我怕走到门前，不仅仅是担心熟人碰到，生平第一回约会一个异性，我紧张。
他是我的老师，他该准时，很明显时间早过了两点三十分，也未见到他半个人影。我站的地方，能从医院大门经过的人中轻易辨认出他。我揭下草帽，当扇子不停地摇动，其实我不热，只是烦躁。他一向说话算话，没有水过我，起码在这之前，他没有过，一定是他明白自己做的丑事——用那么一本诲淫的书，公然引诱一个处女，现在不好意思了，被我逮住了。
我得等下去。
急诊病人，被临时做的滑竿抬进去，后面跟着焦急的病人家属。“买热糍粑，黄豆粉裹的又香又甜的热糍粑！”门口的大路上背着竹篓拎着口袋的附近农民在叫卖。
如果他能如约和我去爬山，站在山巅上，听着阵阵松涛声，俯瞰眼前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在山巅看起来，它就如一条柔情蜜意的布带，绕着对岸城中心那个半岛，在朝天门码头与支流嘉陵江汇合，宽宽绰绰继续朝另一个城市流去。行驶的船，使河流摇动出波澜。因为距离遥远，听不清楚船的汽笛声。一股股山风，拂动我的衣服和头发。
我感觉到，这个情景里其实只需我一人，就我一人就行了。
夕光披了满树满地，卖糍粑的人仍在路上来来回回走，叫卖着。我饿了，肚子开始抗议地叫唤，下班的人络绎不绝地从身前经过。我莫非记错了地点，或是听错了？为什么他这样让我等呢？而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充满苏打水味的地方，等了整整一下午，我要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已经明白了，你不好意思说的话，让我来向你说。
人人都可以欺侮我，你不能；你若欺侮我，我就把流血的伤口敞开给你看。这么一想，我心里突然既委屈又辛酸，差一点流出眼泪。他的确与所有的人不一样，很轻易就能让我为他哭泣，他总能使我忘掉自己，变得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我不过是想喜欢一个人，想爱一个人。现在一旦点明，我才知道这种情感与身体某个部位有奇怪的牵连，一处受到触动，另一处就会涌出黏黏的汁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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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外傻等时，我家已乱成一团，连很少摸上阁楼的父亲也在阁楼里，还有二姐，三哥。他们给四姐喂药，喂绿豆汁，一杯又一杯灌水。
四姐吞服了敌敌畏，她以为这种有毒的杀虫药喝几口就会死的。当她睁开眼睛，坚决地拒绝去医院。她的手几乎都要把床柱头抓碎，是三哥答应她，不让她去医院，才使她松开手。
父亲发现楼板上沉重的一响，药瓶坠在楼板上的声音，接着刺鼻的药水从瓶子里流出，穿过楼板缝隙滴到楼下。
四姐一定是在我走后，把预先准备好的毒药，从堂屋的哪个角落里取出，到阁楼她的床上。左想右想，最后干脆什么也不想，决定喝了药，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四姐在我们家长得最漂亮，和大姐的粗犷不同，她两条细眉，不用描画，浓淡有致，眼睫毛和眼睛最动人，乳房高挺，留着齐耳的短发。那阵子，街上一些从不登我家门的婆婆嘴，老与我父亲搭话：你家四姑娘真是一夜就出落成人尖尖了！
母亲不止一次和父亲说，别看四妹模样儿生得俏，我只怕她命最苦。
母亲心里更明白穷人家漂亮的女孩命薄，但四姐出事如此之早，依然让她吃了一惊。四姐与德华热恋了好多年，原是同一村的知青，他俩没结婚，怕回不了城。不管是同当地农民还是和知青在农村安了家，按有关规定都比单身知青差回城条件。四姐与德华信誓旦旦，永不变心，待两人都回城才结婚。稍有办法的人全都走后门通关系离开了，村子里已剩不下几个知青。1978年德华一回城不久，考虑就很实际：有可能四姐一辈子农村户口，命中注定是个农妇，他将一辈子受穷受累。他开始追求他的女同学——厂里支部书记的女儿，婚姻能改变一切，还说不定能提拔成干部，不再当工人。
除了我们家的人，谁都不认为他做得无理。至于爱情，在户口面前不过是个笑话。四姐写了厚厚一封信给家里，求母亲想一切办法使她能离开农村，否则，她只有嫁给当地农民。
母亲当然没有办法，她既无门子，也不会通路子，更没有拉关系的金钱。她只有流泪，着急，怨自己，恨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只要能让四姐回城。
四姐知道德华开始变心，急得没办法。她只能一横心，赖在重庆不回。直到德华答应断绝和女同学的往来，才回农村想办法。她动身回农村前，邻居的一个熟人串门，当时四姐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了起来，那人动了慈悲心肠，问四姐愿意不愿意去郊区一家合作单位当小工挑灰浆桶，她根本不用想，就答应了。
四姐走上母亲的路，成为挑沙子砖瓦的工人，母亲叫临时工，她叫合同工。四姐早出晚归，上下班除了过江，还要换两次车，每天一身臭汗回家，谁也不想理睬，我和她之间越来越没话说。
德华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并不太远，工厂在弹子石渡口上端。他斯文，白净，长得俊气，我第一次见德华，以为他是古典小说连环画里走下来的书生。
他来我家，总抢着做家务，挑水、理菜、炒菜、洗碗，也很有礼貌。母亲却记着他对四姐三心二意的事，不喜欢他。不爱说话的父亲也对德华冷淡，父亲认为他太女相，命不顺。天一晚，父亲就在堂屋对着阁楼叫，说路上不好走，天又黑了——明显是下逐客令。但父母的种种暗示明示都没用，四姐硬拉着德华住进了我家，她只有靠这个办法让他最后实践娶她的诺言。
我和她、德华三人住在阁楼上。为避开他俩，我经常到街上昏暗的路灯下看书，半夜才归，我的眼睛近视，度数上升。房间太小，他们做爱的声音吵醒了我，我便大气不敢出，紧闭着眼睛，装作熟睡，有时干脆摸下床到堂屋去傻待着。
两床间一层布相隔，他们没法避我。家里再有别的人，房间里更没法做任何事。到江边或山上去，他们没有结婚证，若被治安人员和派出所的人抓住，侮辱一顿，还要通知单位领导，写检查。偌大一座城市，想来想去只有山顶那座破烂的电影院能安身，趁放映电影时一片漆黑，亲热一两个钟头。
父亲问德华：“你去上班还要把皮鞋擦亮？”
“去了再换鞋。”德华说。
“那不麻烦？”
“不，不。”德华答道，连早饭也没吃就出了院子大门。父亲对刚回家的母亲说，那就是前奏，他认为德华不会和那个女同学断，恐怕已追上了手，这下真要和四妹断。人总是往上爬，住在我们家小小阁楼里，他不会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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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正在上班，被叫到我家。他看到四姐头发纷乱，面颊灰白，眼睛里光都散了。楼下房间的痰盂放在她的床边，里面的脏物和水，有股呛人的气味。除开四姐外，屋里的人眼睛都在他的身上。这种场面，他没有预料到，一下慌了，他没有经验。他感觉到这一家子的人都恨不得咬了他，撕了他。二姐对他狂吼，三哥的拳头好几次举起，又垂下了。
这场面很快便使德华服气了，四姐的自杀换来了结婚证书。
母亲给四姐准备的新被子，四姐和德华往白沙沱婆家抱去时，对门邻居程光头的妻子站在堂屋说，“你们两个啷个不懂？结婚的被子白的一面在外头，不吉利。”
当时没人答话，若应对一句，比如，“被子不吉，人大利！”或者说，“风吹太阳晒，霉运就离开”，都行。最好的办法是就近任何一个可摔破的东西，碗、水瓶、瓦片、玻璃杯，任拿一个砸在地上，便破解了这句本来不应点明的话。就像吃饭碰掉筷子，就得说“筷子落地，买田买地”，才可俯身去捡。
但是匆忙之中，四姐和德华忘了老辈人的教训，没有说任何话，也没砸任何东西。恐怕就是在这时，一团肉眼看不见的凶气投向了他们。
程光头在老母亲终老离世后，不打太极拳，也不拉蹩脚的二胡，他查《小学生字典》研究八卦与阴阳五行。他对我父亲说，他母亲突然死去，是他家灶的位置不对，不该朝南，与他母亲的生辰八字相冲。
他往自己身上的血管扎针，他的脖颈，手脚，尤其是手背，针眼斑斑。改变经脉，能长生不老。一旦得气，可以半个月不吃饭，“辟谷”进入仙境。现在政府规定人死全得火化，哪儿也没地能埋人。他母亲未能享用上的棺材，被他裁成一小块一小块木头，叠成一个八卦仙阵，他坐在阵中间，祛邪气迎罡风。
这座山城鬼气森森，长江上、中游，本是巫教兴盛之地，什么妖术名堂都有人身体力行。我不能确定气功灵不灵，但我相信程光头真是有功，不然怎么半月不吃饭？不过，三年大饥荒时期，父亲也有过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的日子。看来，练气功还是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