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反恐利剑之实战枪下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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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老兵们走后的日子,总显得有些空荡,不只是空间的空荡,更像是心灵的空荡,好像丢了什么东西的似的,隐隐地盘旋着,让人欲罢不能。
冬训,在紧张的进行着,战士们似乎更盼望着来点实际的,要比这枯燥乏味的训练强得多。一场大雪后,带着战士们进行雪地生存训练,这只是个平常的科目,对于大多数北方的战士来说,这没什么,不就是在雪地里潜伏吗,来吧,倒也干脆,直接趴在了雪堆里。
我一直对他们的豪爽感到喜爱,却也为他们的这种豪爽担忧着,豪爽有时候会是一种鲁莽,我不希望他们在战场上鲁莽行事。
为了纠正他们这种毛病,我下定决心要让他们在雪地里趴一天,不给饭吃,不允许动,不允许上厕所。我可不像其他干部,训练的时候,对战士严格,对自己放松,战士训练,自己在旁边打盹睡觉,或是到处溜达。我也趴在了雪地里,这点训练对我来说,真的只是小菜一碟。
我喜欢静静地趴在雪地里,这会让我想起在集训队的那些战友们,想起巴内,想起他浓密的胡茬和褐色的眼珠,一笑起来,咧着一张大嘴。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是否一切都如意。我已经提前戴上了上尉的警衔,成了一个正连职干部,大队长说我是最年轻的上尉,也许吧,要不是那个一等功,估计也没有这种待遇,只是,一想到那些被淘汰的战友,心里会涌起一种愧疚。
一天的潜伏训练,让战士们吃尽了苦头,但他们不敢动,更不敢有怨言,因为他们的排长也一样,趴在雪堆里,一动不动。下午六点收操,战士们已经被冻僵了,一个个颤颤巍巍的,打着哆嗦,我问他们想明白了吗,他们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我说什么。
训话,总是要带着一点教训才能发挥作用,让他们受了一天的苦,就是在于他们太过鲁莽和不听指挥,战士们似乎是明白了,一个鲁莽的战士,不是一个好战士。
回到营地,吃饭,洗热水澡,喝姜汤,战士们都忙着让自己热起来。而一个电话铃声的想起,打扰了他们的美梦,让他们的心变冷。
一名歹徒在某酒店劫持了自己的女朋友,目的只是要让女方家长同意他们结婚,否则鱼死网破。来不及细想,战斗就是命令,我带上一个突击组迅速出发。到达现场后,了解到该男子从小被父母双亡,是年迈的奶奶将他拉扯大,目前在该酒店当厨师,由于女方家里嫌他家里穷,不同意他们结婚。该男子被逼无奈,以劫持女方威胁家长。
不知道是自己变得善良了,还是对人生有所感悟,总之,我不想伤害这个人。公安的谈判专家不断的轮番上阵,和他谈话,让他终止犯罪行为,但该男子不以为然,必须要见到女方的家长,必须要同意他们俩结婚。
谈判一时半会儿是无法获得结果,嫌疑人的情绪却被周围的围观群众和大批的警察所激怒,越来越狂躁,不断挥舞着菜刀,随时都有可能伤害人质。
大队长和我观察现场后,发现此次的任务环境较好,嫌疑人站在门口,他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酒店对面的小公园里有很多可以隐藏狙击手的掩体,而且射击角度都很好。
我们安排了两名狙击手,同时向现场指挥部提出建议,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击毙歹徒,最好是将其击伤,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他家里还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奶奶需要照顾,我们要留下这条生命。
谈判专家一次又一次的上前去劝导,还是无功而返。歹徒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开始有些失控,好几次都差点砍到人质的头上。我们必须做好击发的准备,等待机会,随时将嫌疑人击伤。
击伤和击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击毙很容易,而要击伤歹徒还不能让他死掉,考验的不只是狙击手的射击技术,更考验心理素质,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目标死亡或是人质死亡。为了确保完成任务,我和大队长决定,由我们俩亲自上阵。
我们分别掩蔽在歹徒正面的A点和其右侧面的B点,我打歹徒持刀的手臂,大队长打歹徒暴露出的右侧大腿。这样的协同狙击,必须具备同时捕获目标,同时击发的默契度,由于歹徒一直在动来动去,我们很难同时捕捉到目标。
为了让歹徒相对稳定,我们要求指挥部继续派谈判专家去吸引歹徒的注意力,而我和大队长则在参谋长的指挥下,进行了协同练习。也就是参谋长喊一二三击发,我们按照步骤同时开枪,大约练习了十几遍,我们对晃动目标的捕捉上有了相对的默契度。准备好,报告了指挥部,指挥部在劝说无效下,下令我们找到机会就将其击伤。
在命令下达四分钟左右后,我们在参谋长的指挥下,利用歹徒被公安警笛突然鸣响的吸引,果断开枪,将其击伤,埋伏在两边的突击队及公安人员迅速冲上去将其控制。并将其铐住后抬上救护车,我和大队长破例去嫌疑人身上查看了弹着点,打击点准确无误,都是通透伤,对嫌疑人没有造成致命伤害,圆满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又一次解救了人质,又一次向劫持分子开枪,然而,这次,我们不再将对手置于死地。因为我们深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一次生命机会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有多少人在为其付出,击毙他们,对专业“杀人”的我们来说,是极为简单的事情,而这条生命背后的人们,却将承受永久的痛苦。我们宁愿做一个痛苦的拯救者,也不愿做一个冷酷的杀戮者。
能不杀的,不杀,能不伤的,不伤——从这次任务完成后,我们反恐大队树立起了这样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口号是容易提的,可实际行动却是困难的。这样的作战理念下,意味着我们只有将技艺练到高超境界,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们重新挑选了狙击手,由我和大队长训练。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相对较大,较为清楚的人体靶子,而是诸如牙签,酒瓶盖,针尖,匕首的刀刃和已经被细化了的人体部位靶,基本上要做到指哪儿就打哪儿。为了训练狙击手们的心理素质和准确性,我和大队长轮番上阵,把苹果顶在了头上,让狙击手逐一射击。
刚开始,就犹如我第一次打巴内手中的靶子一样,抗拒、逃避,狙击手们受尽了心灵的煎熬,体罚也好,批评也罢,都是可以拿来用的手段,我和大队长几乎想尽了方法,慢慢的将狙击手们拉上了正轨。
而我和大队长,却双双受到了支队领导的批评,说我们的训练不科学,极其野蛮,不重视自身安全,我们还在支队干部大会上做了检讨。大队长说,这是他从小到大以来第一次做检讨,我笑着告诉他,我是第二次,没什么要紧的,光拿荣誉不犯错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尤其是一名军人。可不是吗,哪个著名的指挥官不曾挨过批评,不曾受过处分。因为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一个圆满的结果,而不是杀戮。
其他科目的训练,我们都尽量贴近实战,原来训练擒敌术用的假手枪,假菜刀、匕首全被真刀真枪替代,战士们不再觉得擒敌训练是拍电影了,他们开始流血,开始受伤,知道这是真东西,得玩真的,容不得半点虚假。
说实话,他们受伤流血,我们心里也难过,也害怕,害怕出训练事故,害怕他们的身体受到伤害。而大队长说,如果对手能给我们这样的心理待遇,那我们也可以不用这样训练,可对手会这么善良吗?
是啊,每一个犯罪分子都是丧心病狂之流,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肯定会把威胁他的人干掉,他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不是拿一把假的橡皮菜刀朝战士们挥砍。好在战士们是理解的,他们知道,平时的训练不严格,就意味着在战场上的牺牲,而牺牲自己就可以完成任务的话,倒也光荣,但若自己送了命,还影响了战斗任务的完成,那将是一名特警最大的耻辱。
又要过年了,去年过年,是在一个指挥学院,参加总部举办的情报学培训期间过的,与今年过年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这还是我第一次在部队基层过年。战士们忙着布置娱乐室,布置班里的宿舍,贴对联,挂气球,摆鲜花,弄果盘,忙得不亦乐乎。一时间,整个部队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我第一次领略到军营里特有的过年文化,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年三十晚上,干部们上哨,战士们看春节联欢晚会,算是官兵民主,关爱战士。总队首长也过来给我们上哨,只不过一个将军站哨,有好几个支队的大官陪着聊天,虽然稍显作秀,但总比不做要好,至少表面了一种态度——感谢战士们一年的付出。
也许大队长是照顾我,把我的哨安排在了十点到十二点,他们都说前半夜的哨要好忍耐一些,后面还可以好好睡觉。第一次站哨,不知怎么地,竟然有点兴奋,标准的军姿立在大门哨位上,看着大河两岸的万家灯火,不断响起的烟花爆竹,不由得紧紧握了握手里的枪,像是我正在保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一样,感觉很是自豪和骄傲。
不断有领导过来查哨,其实是慰问,总队长下哨了,过来看我上哨,和我聊天,他问我是否想家,我说有一点吧,之后他安排支队长说:“这孩子近四年没有回家了,过完年你让他休假吧,回去看看父母。”
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干,之后钻进车走了,他还要去其他支队。不知怎么地,突然感动起来,甚至有点想掉眼泪,也许是在他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也许是王司令员的影子,总之情绪突然上来。
是啊,很久都没有见到父母了,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好,不知道家里的生意是否还顺利。还有爷爷,九十多岁了,还向以前那样健康吗?是该回家看看了。
十一点多的时候,几个班长过来了,陪我站哨,我让他们回去,他们不走,说是要陪我,大家都知道,哨位是有纪律的,不能动,不能随便说话。他们就在哨位边上笔直的站着,静静地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我的眼泪,已经涌出了眼眶,我知道,这是战士们对我的褒奖,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像亲兄弟一样,和我已经如影随形,同甘共苦。
下哨的时候,新年的钟声响起,整座军营都沸腾了,烟花、爆竹绚烂的绽放着、鸣响着,战士们欢呼着。回到宿舍,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听到的是父亲的鼓励,是母亲的哭泣,家里那冷清的样子,让我很是揪心,我能想象,父母又过了怎样难熬的一个年。
春节里,部队不用训练,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战士们高兴的参与着各项活动,他们青春的面貌再一次在节日里绽放开来,犹如空中的烟火,熠熠地发着光。难得他们放松自己,我也和其他排长尽量的轮流着带战士们搞娱乐节目,逛公园,逛市区,好让他们在远离父母的关爱的远方,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正月初七是我的生日,就在这个收假的早晨,支队长给我送了一个生日大礼——回家的火车票,离家近四年了,我终于踏上了归家的列车(未完待续)
快过年了,老兵们走后的日子,总显得有些空荡,不只是空间的空荡,更像是心灵的空荡,好像丢了什么东西的似的,隐隐地盘旋着,让人欲罢不能。
冬训,在紧张的进行着,战士们似乎更盼望着来点实际的,要比这枯燥乏味的训练强得多。一场大雪后,带着战士们进行雪地生存训练,这只是个平常的科目,对于大多数北方的战士来说,这没什么,不就是在雪地里潜伏吗,来吧,倒也干脆,直接趴在了雪堆里。
我一直对他们的豪爽感到喜爱,却也为他们的这种豪爽担忧着,豪爽有时候会是一种鲁莽,我不希望他们在战场上鲁莽行事。
为了纠正他们这种毛病,我下定决心要让他们在雪地里趴一天,不给饭吃,不允许动,不允许上厕所。我可不像其他干部,训练的时候,对战士严格,对自己放松,战士训练,自己在旁边打盹睡觉,或是到处溜达。我也趴在了雪地里,这点训练对我来说,真的只是小菜一碟。
我喜欢静静地趴在雪地里,这会让我想起在集训队的那些战友们,想起巴内,想起他浓密的胡茬和褐色的眼珠,一笑起来,咧着一张大嘴。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是否一切都如意。我已经提前戴上了上尉的警衔,成了一个正连职干部,大队长说我是最年轻的上尉,也许吧,要不是那个一等功,估计也没有这种待遇,只是,一想到那些被淘汰的战友,心里会涌起一种愧疚。
一天的潜伏训练,让战士们吃尽了苦头,但他们不敢动,更不敢有怨言,因为他们的排长也一样,趴在雪堆里,一动不动。下午六点收操,战士们已经被冻僵了,一个个颤颤巍巍的,打着哆嗦,我问他们想明白了吗,他们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我说什么。
训话,总是要带着一点教训才能发挥作用,让他们受了一天的苦,就是在于他们太过鲁莽和不听指挥,战士们似乎是明白了,一个鲁莽的战士,不是一个好战士。
回到营地,吃饭,洗热水澡,喝姜汤,战士们都忙着让自己热起来。而一个电话铃声的想起,打扰了他们的美梦,让他们的心变冷。
一名歹徒在某酒店劫持了自己的女朋友,目的只是要让女方家长同意他们结婚,否则鱼死网破。来不及细想,战斗就是命令,我带上一个突击组迅速出发。到达现场后,了解到该男子从小被父母双亡,是年迈的奶奶将他拉扯大,目前在该酒店当厨师,由于女方家里嫌他家里穷,不同意他们结婚。该男子被逼无奈,以劫持女方威胁家长。
不知道是自己变得善良了,还是对人生有所感悟,总之,我不想伤害这个人。公安的谈判专家不断的轮番上阵,和他谈话,让他终止犯罪行为,但该男子不以为然,必须要见到女方的家长,必须要同意他们俩结婚。
谈判一时半会儿是无法获得结果,嫌疑人的情绪却被周围的围观群众和大批的警察所激怒,越来越狂躁,不断挥舞着菜刀,随时都有可能伤害人质。
大队长和我观察现场后,发现此次的任务环境较好,嫌疑人站在门口,他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酒店对面的小公园里有很多可以隐藏狙击手的掩体,而且射击角度都很好。
我们安排了两名狙击手,同时向现场指挥部提出建议,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击毙歹徒,最好是将其击伤,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他家里还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奶奶需要照顾,我们要留下这条生命。
谈判专家一次又一次的上前去劝导,还是无功而返。歹徒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开始有些失控,好几次都差点砍到人质的头上。我们必须做好击发的准备,等待机会,随时将嫌疑人击伤。
击伤和击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击毙很容易,而要击伤歹徒还不能让他死掉,考验的不只是狙击手的射击技术,更考验心理素质,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目标死亡或是人质死亡。为了确保完成任务,我和大队长决定,由我们俩亲自上阵。
我们分别掩蔽在歹徒正面的A点和其右侧面的B点,我打歹徒持刀的手臂,大队长打歹徒暴露出的右侧大腿。这样的协同狙击,必须具备同时捕获目标,同时击发的默契度,由于歹徒一直在动来动去,我们很难同时捕捉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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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就犹如我第一次打巴内手中的靶子一样,抗拒、逃避,狙击手们受尽了心灵的煎熬,体罚也好,批评也罢,都是可以拿来用的手段,我和大队长几乎想尽了方法,慢慢的将狙击手们拉上了正轨。
而我和大队长,却双双受到了支队领导的批评,说我们的训练不科学,极其野蛮,不重视自身安全,我们还在支队干部大会上做了检讨。大队长说,这是他从小到大以来第一次做检讨,我笑着告诉他,我是第二次,没什么要紧的,光拿荣誉不犯错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尤其是一名军人。可不是吗,哪个著名的指挥官不曾挨过批评,不曾受过处分。因为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一个圆满的结果,而不是杀戮。
其他科目的训练,我们都尽量贴近实战,原来训练擒敌术用的假手枪,假菜刀、匕首全被真刀真枪替代,战士们不再觉得擒敌训练是拍电影了,他们开始流血,开始受伤,知道这是真东西,得玩真的,容不得半点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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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有领导过来查哨,其实是慰问,总队长下哨了,过来看我上哨,和我聊天,他问我是否想家,我说有一点吧,之后他安排支队长说:“这孩子近四年没有回家了,过完年你让他休假吧,回去看看父母。”
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干,之后钻进车走了,他还要去其他支队。不知怎么地,突然感动起来,甚至有点想掉眼泪,也许是在他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也许是王司令员的影子,总之情绪突然上来。
是啊,很久都没有见到父母了,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好,不知道家里的生意是否还顺利。还有爷爷,九十多岁了,还向以前那样健康吗?是该回家看看了。
十一点多的时候,几个班长过来了,陪我站哨,我让他们回去,他们不走,说是要陪我,大家都知道,哨位是有纪律的,不能动,不能随便说话。他们就在哨位边上笔直的站着,静静地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我的眼泪,已经涌出了眼眶,我知道,这是战士们对我的褒奖,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像亲兄弟一样,和我已经如影随形,同甘共苦。
下哨的时候,新年的钟声响起,整座军营都沸腾了,烟花、爆竹绚烂的绽放着、鸣响着,战士们欢呼着。回到宿舍,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听到的是父亲的鼓励,是母亲的哭泣,家里那冷清的样子,让我很是揪心,我能想象,父母又过了怎样难熬的一个年。
春节里,部队不用训练,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战士们高兴的参与着各项活动,他们青春的面貌再一次在节日里绽放开来,犹如空中的烟火,熠熠地发着光。难得他们放松自己,我也和其他排长尽量的轮流着带战士们搞娱乐节目,逛公园,逛市区,好让他们在远离父母的关爱的远方,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正月初七是我的生日,就在这个收假的早晨,支队长给我送了一个生日大礼——回家的火车票,离家近四年了,我终于踏上了归家的列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