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代善緻命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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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难常在，太子之废
代善成为位汗继承人是顺理成章的。论嫡庶，代善是褚英的胞弟，系嫡子；论长幼，除褚英外，其在努尔哈赤15个儿子中年龄最长；论军功，他是诸贝勒中军功最著者；论权势，其是佐政四大贝勒中的“大贝勒”，位列第一；论实力，他自将正红、镶红两旗，仅次于父汗。但事情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代善作为太子最有竞争力，同样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天命五年这一年发生了3件事，这3件事对于“太子”代善而言都是致命的。
最先动摇太子之位的事件是代善与大妃乌拉纳喇氏的暧昧关系被揭发。天命五年(1620)三月，汗的小妾塔音查告发太祖的第四位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多尔衮之母)曾两次备饭送给代善吃，代善“受而食之”。而且大妃一日两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还曾深夜出院二三次。在审理过程中，诸贝勒大臣又说他们都目睹过大福晋借宴会或议政之时对代善眉目传情。太祖对此又恨又恼，但终因其有言在先，欲将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而且满族历来有父死子妻其庶母的收继婚俗，加上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代善如何不轨，所以太祖不好直接治罪于代善，只能寻个大福晋窃藏财物的罪名，将其休离了。作为太子的代善虽没有因此获罪，但从太祖当众历数大福晋之罪时的老泪纵横，足见作为太子的代善伤透了父汗的心。而且经过此事，代善的威信也一落千丈。
其次，在迁都建筑宅地的过程中，代善的假孝心让太祖看清了其贪财、私心重的一面。天命五年(1620)三四月间，后金国准备从界藩城迁居萨尔浒城，太祖即视察并指定各贝勒兴建府邸的宅地。代善看到其长子岳托修整好的宅地比自己的好，而汗的宅地比自己的狭小，就提出因自己“所整修之住地较汗所整修之地宽且佳”，请汗住自己的宅地。太祖答应后，代善就先后让莽古尔泰和阿敏为自己请命说自己所居之地狭小，意欲霸占岳托的宅地。最后，太祖决定“我仍居我整修之地。既然以为尔所整修之地优佳，尔可携诸幼子于该优佳之地装修居住。”即太祖仍于原整修之地建房居住，而将宽敞之地让与了代善。在记录整件事情的史料中，并无太祖责备代善的只言片语，但其内心对代善的所作所为必定失望无疑。此时，太祖刚刚休弃大妃不过几天，代善竟这样不加检点，虽说当时宫廷典制尚未严格确立，但父汗的宅地是不应逊于任何人的。经过此事，代善在太祖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应可想而知。
不久，又发生了代善虐待前妻之子岳托和硕托之事，而此事最后演变成了代善太子之位被废的导火索。在前文争夺宅地的过程中，代善对待其长子岳托的态度已可见一斑，而其对次子硕托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代善次子硕托等突然失踪，有人说其“叛逃”投明朝而去。在还未确定硕托是否叛逃时，代善即一口咬定硕托有叛逃之心；而在找到硕托并且其本人明确表示并没有逃走后，代善还是固执己见，向太祖跪下五六次请求斩杀硕托。代善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相反，太祖释放了硕托。
此事并未因此结束，太祖由此开始调查代善给予两个前妻之子的待遇问题。在这一点上，代善确实心里有鬼，所以当太祖亲自询问代善给予硕托部民资产的情况时，代善不敢正面回答，反而说硕托与自己的小妾通奸。太祖当即亲自审问证人，事实证明硕托是被诬陷的，而且代善之子岳托、硕托所领有的资产均比其他的异母弟弟差。这一点令太祖深恶痛绝，因为太祖小时候曾深受继母虐待，所以他本人在对待诸子时十分注意，对于幼年丧母的褚英、代善给予的待遇称得上是格外优厚。因此，太祖怒斥代善说，你也是前妻的儿子，何不想想我不是对你更亲近吗？你怎么就被后妻蒙蔽得虐待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呢？何况我待你一直是特选良好的部民让你专管，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一样将优良的部民赐给岳托、硕托呢？
接下来太祖说的话就涉及到了国政，称代善听信其继福晋的诬陷之言而欲杀亲生儿子，既然敢杀亲生儿子，那你以后又将如何对待其他兄弟？若存杀亲生儿子和诸弟之心的人，又有何资格当一国之君？太祖的这番话与废长子褚英之前说得极为相似，但此时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太祖想废代善太子之位时已不似废褚英那样没有任何异议了，当太祖申斥代善时，只有莽古尔泰明确表示站在父汗一方，而其余诸贝勒大臣均持观望态度。因此太祖令阿敏、皇太极和五大臣之一的扈尔汉等明确表态，说如果你们认为我和莽古尔泰是错的，那么皇太极、阿敏、扈尔汉你们就当场起誓。“尔等如果发誓”，那莽古尔泰我们二人自会认错。如果尔等不发誓，那你们为何还坐在代善那边？快离开做决定！上述3人立即站到太祖一边。接着，太祖即宣布，“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至此，代善失去了太子之位。
九月二十八日，被废为庶人的代善亲手杀了引起纷争的继福晋，遣人向太祖启奏说，“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那么请父汗允许其叩见认罪。代善悔过自新的行动，得到了太祖的谅解，但因诸贝勒都曾同意废除代善的太子之位，故为缓和代善与诸贝勒间的矛盾，太祖令代善与诸弟分别发誓表示不计前嫌。于是代善与诸贝勒分别各立“誓书”。
最后，太祖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及代善贝勒为“和硕额真”。指出，以后成为“汗”的人，会接受八和硕贝勒的给予，“食其贡献”，在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妄为。“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额真若欲为恶，扰乱政务，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如果一个生活道德谨严、为政勤奋、公正之人，即使是一国之汗想出于“一己私怨”而欲罢黜或贬降此人，“其他七旗之人对汗可以不让步”。这表明，在经历了预立褚英、代善嗣子两次失败后，太祖的初衷开始有了重大改变，产生了确立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想法的最初模式。天命七年(1622)三月，太祖在辽阳正式确定了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规定一国之君从和硕贝勒中产生，和硕贝勒有推举、罢免、更择君主的权力。因此，大贝勒代善和其他和硕贝勒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即又具有了在太祖驾崩后成为一国之君的资格。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据记载，在汗位虚悬的关键时刻，代善的长子岳托和第三子萨哈廉两兄弟一同来到父亲代善的府邸，向父亲建议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指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对此建议的态度是，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第二天，当诸贝勒大臣集会时，代善即将此议告诉了同是大贝勒的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众人皆无异议，于是“合词”请求太宗即位，太宗在推辞再三之后“从之”。其实，太宗即位的背景并不是如官方史料记载的这样简单。皇太极是太祖第八子，为第三位大妃叶赫纳喇氏所生，亦属嫡出。在“四大贝勒”中，其年龄最幼，但威望颇高，其不仅“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率皆精锐”，而且在诸贝勒中有“仅识字云”之谓，即文化素养最高。在谋取汗位的过程中，太宗一直是不甘寂寞的。如果说在反对褚英的斗争中他还是个配角的话，那么代善作为太子而被废则与其有直接的关系。前文提及的在界藩城发生过太祖小妾揭发代善与大妃有暧昧关系一案，即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有争立之心的皇太极在“背后捣鬼”指使小妾所为。
迁都辽阳后，太宗的争位活动愈演愈烈，朝鲜史料中记载说，太宗“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太祖从弟阿敦曾偷偷告诉代善说，皇太极等“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代善便跑到太祖跟前哭诉，太祖召三大贝勒询问，3人“自言无此语”，最后以将阿敦拴上铁锁监禁在高墙的房中结案。鉴于此，太祖遂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诸王子侄告天发誓，不许子孙“开杀戮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在争位中已取得了优势，而代善的长处则在于其能够审时度势，经过沧桑世事的磨练，其心事笃定，已不再觊觎汗位，因而才有了前文中代善力挺太宗即位的一幕。
是故资历最高的大贝勒代善因“拥戴”之功，极大地弥合了与太宗在争位期间的情感裂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兄弟间不仅相安无事，而且相处融洽。如天聪年间，每至年节，太宗总是要率诸贝勒等至长兄代善之府，亲自登门致以节日的祝贺，有时还会相互酬答宴请。
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设宴款待代善与莽古尔泰。当两人应召而至时，太宗亲自迎出清宁宫宫门之外，而且请“两贝勒先进”。入座时，太宗让代善居中而坐，“代善以越分辞”，请太宗“中坐”，太宗说，“出殿而坐，朝仪也；兹居宫，行家庭礼，兄当中坐”。太宗虽一再相让，但代善“固辞”。最后是一榻之上，太宗与代善同坐左右。当中宫福晋哲哲及众福晋以元旦礼拜代善时，太宗则离开座位站在一旁，代善不明其故，太宗解释说，我是这一家之主。妻妾拜兄之时，不宜同坐。开宴后，太宗欲离座亲手执爵向代善进酒，“代善辞”，太宗即“于榻上跪，执玉斝以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饮，转与莽古尔泰，饮毕，上以金卮自饮”。宴席之上，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同时又令出席筵宴的诸贝勒“递相进酒”，本来太宗与代善平素都不善饮酒，但这一次却是“互相酬酢，皆酡颜”，即相互敬酒畅饮，喝得面红耳赤，十分尽兴。宴毕，太宗又“以御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鞓带、靴赐代善；以御用貂裘赐莽古尔泰，两贝勒遂服所赐衣出”，太宗特来至凤凰楼下，不让两人称谢，然后又亲送出大清门，待两人骑马而去方才入宫。四天后即初六日，大贝勒代善即以新年请太宗“幸其第，大设筵宴”，前文已说过太宗“素不多饮，凡遇宴，止饮少许”。这一日，因为代善一个劲地劝酒，也“进爵多次”。席间，代善又“以车驾临幸”，特献鞍马2匹，空马1匹，参加宴会的贝勒岳托、硕托、萨哈廉也各献上马匹不等，但太宗只接受了代善所献之马。上述史实表明，代善颇知深浅，凡事以礼相待，使得两兄弟间即使有误会，也会烟消云散。
天聪四年(1630)十二月，太宗率诸贝勒等“猎于积墩地方”，大贝勒代善部下的蒙古人猛克射狍时失误以致射中了太宗“御衣”，代善“急趋上前”，既担心太宗安危，又怕太宗误会其有谋害之心，急得哭诉道，“上为众所托命，此奴误射御衣，傥及肤体，奈何？”因此，代善与岳托都要射杀猛克，反而是太宗阻止了两人。但代善为表忠心坚持要杀猛克，以致太宗不得不令额驸杨古利负责守护猛克。后，太宗认为此人确系误射，仅“鞭一百，释之”，表现出对代善的充分信任。
天聪、崇德年间，作为父亲的代善十分不幸，先后送走了4个儿子。每至此时，太宗都会尽其所能而深加抚慰。天聪五年(1631)六月，代善幼子排行第五的巴喇玛病逝，年仅24岁。代善因痛失爱子，伤心得饮食俱废。当时正值痘疹大爆发，诸贝勒都害怕被传染，“皆未临丧”。正在“避痘所”避痘的太宗闻之，当即表示要去探望兄长。代善再三遣人请求制止，但太宗还是亲自驾临了。为此，代善“候驾十里外”，因多日不曾饮食，故由两侍从“掖代善立候”。太宗至，见此情景不禁“呜咽流涕”，反而是代善安慰太宗“勿过哀”，并表示巴喇玛青年早逝，不能“效力于上”，甚为惋惜。太宗此时才止住哀伤，以太祖遗训即“宜止伤悼，勉图国政”来劝慰代善，并“亲以金卮酌酒”，请代善饮了两杯，又劝其进食，因时值盛夏，当即“手劈二瓜”让代善“食之”。
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病逝，太宗特“偕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成亲王岳托往浑河观渔”，以解代善之忧。崇德四年(1639)五月，代善的两个儿子岳托和马瞻率军征明均殁于军中。噩耗传来，太宗席地而坐“哭之”，代善则是“下马仆地”痛哭，良久，太宗命左右扶代善上马，且哭且行的过程中，代善再次“哭仆于马下”，太宗“立马以待”，令两人“扶掖，乘马而行”。丧礼过后，又因代善“家居痛悼”，太宗“乃偕礼亲王及诸王、贝勒、贝子、众大臣”，出德盛门，“渔于浑河，兼设大宴”，以宽慰代善。总的说来，代善确无争位之心，因此也赢得了太宗的尊重与礼遇，但这并不代表两兄弟间就没有矛盾，只是相对于兄弟情分而言，不至于伤筋动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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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难常在，太子之废
代善成为位汗继承人是顺理成章的。论嫡庶，代善是褚英的胞弟，系嫡子；论长幼，除褚英外，其在努尔哈赤15个儿子中年龄最长；论军功，他是诸贝勒中军功最著者；论权势，其是佐政四大贝勒中的“大贝勒”，位列第一；论实力，他自将正红、镶红两旗，仅次于父汗。但事情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代善作为太子最有竞争力，同样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天命五年这一年发生了3件事，这3件事对于“太子”代善而言都是致命的。
最先动摇太子之位的事件是代善与大妃乌拉纳喇氏的暧昧关系被揭发。天命五年(1620)三月，汗的小妾塔音查告发太祖的第四位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多尔衮之母)曾两次备饭送给代善吃，代善“受而食之”。而且大妃一日两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还曾深夜出院二三次。在审理过程中，诸贝勒大臣又说他们都目睹过大福晋借宴会或议政之时对代善眉目传情。太祖对此又恨又恼，但终因其有言在先，欲将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而且满族历来有父死子妻其庶母的收继婚俗，加上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代善如何不轨，所以太祖不好直接治罪于代善，只能寻个大福晋窃藏财物的罪名，将其休离了。作为太子的代善虽没有因此获罪，但从太祖当众历数大福晋之罪时的老泪纵横，足见作为太子的代善伤透了父汗的心。而且经过此事，代善的威信也一落千丈。
其次，在迁都建筑宅地的过程中，代善的假孝心让太祖看清了其贪财、私心重的一面。天命五年(1620)三四月间，后金国准备从界藩城迁居萨尔浒城，太祖即视察并指定各贝勒兴建府邸的宅地。代善看到其长子岳托修整好的宅地比自己的好，而汗的宅地比自己的狭小，就提出因自己“所整修之住地较汗所整修之地宽且佳”，请汗住自己的宅地。太祖答应后，代善就先后让莽古尔泰和阿敏为自己请命说自己所居之地狭小，意欲霸占岳托的宅地。最后，太祖决定“我仍居我整修之地。既然以为尔所整修之地优佳，尔可携诸幼子于该优佳之地装修居住。”即太祖仍于原整修之地建房居住，而将宽敞之地让与了代善。在记录整件事情的史料中，并无太祖责备代善的只言片语，但其内心对代善的所作所为必定失望无疑。此时，太祖刚刚休弃大妃不过几天，代善竟这样不加检点，虽说当时宫廷典制尚未严格确立，但父汗的宅地是不应逊于任何人的。经过此事，代善在太祖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应可想而知。
不久，又发生了代善虐待前妻之子岳托和硕托之事，而此事最后演变成了代善太子之位被废的导火索。在前文争夺宅地的过程中，代善对待其长子岳托的态度已可见一斑，而其对次子硕托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代善次子硕托等突然失踪，有人说其“叛逃”投明朝而去。在还未确定硕托是否叛逃时，代善即一口咬定硕托有叛逃之心；而在找到硕托并且其本人明确表示并没有逃走后，代善还是固执己见，向太祖跪下五六次请求斩杀硕托。代善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相反，太祖释放了硕托。
此事并未因此结束，太祖由此开始调查代善给予两个前妻之子的待遇问题。在这一点上，代善确实心里有鬼，所以当太祖亲自询问代善给予硕托部民资产的情况时，代善不敢正面回答，反而说硕托与自己的小妾通奸。太祖当即亲自审问证人，事实证明硕托是被诬陷的，而且代善之子岳托、硕托所领有的资产均比其他的异母弟弟差。这一点令太祖深恶痛绝，因为太祖小时候曾深受继母虐待，所以他本人在对待诸子时十分注意，对于幼年丧母的褚英、代善给予的待遇称得上是格外优厚。因此，太祖怒斥代善说，你也是前妻的儿子，何不想想我不是对你更亲近吗？你怎么就被后妻蒙蔽得虐待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呢？何况我待你一直是特选良好的部民让你专管，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一样将优良的部民赐给岳托、硕托呢？
接下来太祖说的话就涉及到了国政，称代善听信其继福晋的诬陷之言而欲杀亲生儿子，既然敢杀亲生儿子，那你以后又将如何对待其他兄弟？若存杀亲生儿子和诸弟之心的人，又有何资格当一国之君？太祖的这番话与废长子褚英之前说得极为相似，但此时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太祖想废代善太子之位时已不似废褚英那样没有任何异议了，当太祖申斥代善时，只有莽古尔泰明确表示站在父汗一方，而其余诸贝勒大臣均持观望态度。因此太祖令阿敏、皇太极和五大臣之一的扈尔汉等明确表态，说如果你们认为我和莽古尔泰是错的，那么皇太极、阿敏、扈尔汉你们就当场起誓。“尔等如果发誓”，那莽古尔泰我们二人自会认错。如果尔等不发誓，那你们为何还坐在代善那边？快离开做决定！上述3人立即站到太祖一边。接着，太祖即宣布，“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至此，代善失去了太子之位。
九月二十八日，被废为庶人的代善亲手杀了引起纷争的继福晋，遣人向太祖启奏说，“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那么请父汗允许其叩见认罪。代善悔过自新的行动，得到了太祖的谅解，但因诸贝勒都曾同意废除代善的太子之位，故为缓和代善与诸贝勒间的矛盾，太祖令代善与诸弟分别发誓表示不计前嫌。于是代善与诸贝勒分别各立“誓书”。
最后，太祖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及代善贝勒为“和硕额真”。指出，以后成为“汗”的人，会接受八和硕贝勒的给予，“食其贡献”，在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妄为。“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额真若欲为恶，扰乱政务，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如果一个生活道德谨严、为政勤奋、公正之人，即使是一国之汗想出于“一己私怨”而欲罢黜或贬降此人，“其他七旗之人对汗可以不让步”。这表明，在经历了预立褚英、代善嗣子两次失败后，太祖的初衷开始有了重大改变，产生了确立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想法的最初模式。天命七年(1622)三月，太祖在辽阳正式确定了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规定一国之君从和硕贝勒中产生，和硕贝勒有推举、罢免、更择君主的权力。因此，大贝勒代善和其他和硕贝勒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即又具有了在太祖驾崩后成为一国之君的资格。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据记载，在汗位虚悬的关键时刻，代善的长子岳托和第三子萨哈廉两兄弟一同来到父亲代善的府邸，向父亲建议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指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对此建议的态度是，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第二天，当诸贝勒大臣集会时，代善即将此议告诉了同是大贝勒的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众人皆无异议，于是“合词”请求太宗即位，太宗在推辞再三之后“从之”。其实，太宗即位的背景并不是如官方史料记载的这样简单。皇太极是太祖第八子，为第三位大妃叶赫纳喇氏所生，亦属嫡出。在“四大贝勒”中，其年龄最幼，但威望颇高，其不仅“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率皆精锐”，而且在诸贝勒中有“仅识字云”之谓，即文化素养最高。在谋取汗位的过程中，太宗一直是不甘寂寞的。如果说在反对褚英的斗争中他还是个配角的话，那么代善作为太子而被废则与其有直接的关系。前文提及的在界藩城发生过太祖小妾揭发代善与大妃有暧昧关系一案，即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有争立之心的皇太极在“背后捣鬼”指使小妾所为。
迁都辽阳后，太宗的争位活动愈演愈烈，朝鲜史料中记载说，太宗“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太祖从弟阿敦曾偷偷告诉代善说，皇太极等“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代善便跑到太祖跟前哭诉，太祖召三大贝勒询问，3人“自言无此语”，最后以将阿敦拴上铁锁监禁在高墙的房中结案。鉴于此，太祖遂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诸王子侄告天发誓，不许子孙“开杀戮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在争位中已取得了优势，而代善的长处则在于其能够审时度势，经过沧桑世事的磨练，其心事笃定，已不再觊觎汗位，因而才有了前文中代善力挺太宗即位的一幕。
是故资历最高的大贝勒代善因“拥戴”之功，极大地弥合了与太宗在争位期间的情感裂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兄弟间不仅相安无事，而且相处融洽。如天聪年间，每至年节，太宗总是要率诸贝勒等至长兄代善之府，亲自登门致以节日的祝贺，有时还会相互酬答宴请。
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设宴款待代善与莽古尔泰。当两人应召而至时，太宗亲自迎出清宁宫宫门之外，而且请“两贝勒先进”。入座时，太宗让代善居中而坐，“代善以越分辞”，请太宗“中坐”，太宗说，“出殿而坐，朝仪也；兹居宫，行家庭礼，兄当中坐”。太宗虽一再相让，但代善“固辞”。最后是一榻之上，太宗与代善同坐左右。当中宫福晋哲哲及众福晋以元旦礼拜代善时，太宗则离开座位站在一旁，代善不明其故，太宗解释说，我是这一家之主。妻妾拜兄之时，不宜同坐。开宴后，太宗欲离座亲手执爵向代善进酒，“代善辞”，太宗即“于榻上跪，执玉斝以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饮，转与莽古尔泰，饮毕，上以金卮自饮”。宴席之上，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同时又令出席筵宴的诸贝勒“递相进酒”，本来太宗与代善平素都不善饮酒，但这一次却是“互相酬酢，皆酡颜”，即相互敬酒畅饮，喝得面红耳赤，十分尽兴。宴毕，太宗又“以御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鞓带、靴赐代善；以御用貂裘赐莽古尔泰，两贝勒遂服所赐衣出”，太宗特来至凤凰楼下，不让两人称谢，然后又亲送出大清门，待两人骑马而去方才入宫。四天后即初六日，大贝勒代善即以新年请太宗“幸其第，大设筵宴”，前文已说过太宗“素不多饮，凡遇宴，止饮少许”。这一日，因为代善一个劲地劝酒，也“进爵多次”。席间，代善又“以车驾临幸”，特献鞍马2匹，空马1匹，参加宴会的贝勒岳托、硕托、萨哈廉也各献上马匹不等，但太宗只接受了代善所献之马。上述史实表明，代善颇知深浅，凡事以礼相待，使得两兄弟间即使有误会，也会烟消云散。
天聪四年(1630)十二月，太宗率诸贝勒等“猎于积墩地方”，大贝勒代善部下的蒙古人猛克射狍时失误以致射中了太宗“御衣”，代善“急趋上前”，既担心太宗安危，又怕太宗误会其有谋害之心，急得哭诉道，“上为众所托命，此奴误射御衣，傥及肤体，奈何？”因此，代善与岳托都要射杀猛克，反而是太宗阻止了两人。但代善为表忠心坚持要杀猛克，以致太宗不得不令额驸杨古利负责守护猛克。后，太宗认为此人确系误射，仅“鞭一百，释之”，表现出对代善的充分信任。
天聪、崇德年间，作为父亲的代善十分不幸，先后送走了4个儿子。每至此时，太宗都会尽其所能而深加抚慰。天聪五年(1631)六月，代善幼子排行第五的巴喇玛病逝，年仅24岁。代善因痛失爱子，伤心得饮食俱废。当时正值痘疹大爆发，诸贝勒都害怕被传染，“皆未临丧”。正在“避痘所”避痘的太宗闻之，当即表示要去探望兄长。代善再三遣人请求制止，但太宗还是亲自驾临了。为此，代善“候驾十里外”，因多日不曾饮食，故由两侍从“掖代善立候”。太宗至，见此情景不禁“呜咽流涕”，反而是代善安慰太宗“勿过哀”，并表示巴喇玛青年早逝，不能“效力于上”，甚为惋惜。太宗此时才止住哀伤，以太祖遗训即“宜止伤悼，勉图国政”来劝慰代善，并“亲以金卮酌酒”，请代善饮了两杯，又劝其进食，因时值盛夏，当即“手劈二瓜”让代善“食之”。
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病逝，太宗特“偕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成亲王岳托往浑河观渔”，以解代善之忧。崇德四年(1639)五月，代善的两个儿子岳托和马瞻率军征明均殁于军中。噩耗传来，太宗席地而坐“哭之”，代善则是“下马仆地”痛哭，良久，太宗命左右扶代善上马，且哭且行的过程中，代善再次“哭仆于马下”，太宗“立马以待”，令两人“扶掖，乘马而行”。丧礼过后，又因代善“家居痛悼”，太宗“乃偕礼亲王及诸王、贝勒、贝子、众大臣”，出德盛门，“渔于浑河，兼设大宴”，以宽慰代善。总的说来，代善确无争位之心，因此也赢得了太宗的尊重与礼遇，但这并不代表两兄弟间就没有矛盾，只是相对于兄弟情分而言，不至于伤筋动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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