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四、京案粘上朱赤儿，寸步不离盯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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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午，夏天刚刚来到办公室没有多久，门口站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人，年龄大约三十来岁，看着夏天，敲了敲门，问道：“你是夏主任？”
夏天说：“我是。请问你们是？”
这中年人见找对了人，招呼他后面的几人走进了办公室。夏天一看，好家伙，有一个老的大约已近六十了，从一楼上到三楼，起码已经呆了五、六分钟了还喘着粗气。也有一个比这领头的更年轻的，好像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另一个是女青年，一副腼腆神态。
夏天端详完这四人，为头的边说边掏出了经市纪委负责同志批过示，并盖了市纪委公章的北京纪委的介绍信，递给夏天。
他接着说：“我们几个是中纪委和北京纪委的联合调查组的处级调查员。我姓黄，这次到你们行里来，是想调查你们行一个客户与北京原来的头儿有关联的案子。”
夏天一听，心里想：来头不小，而且在他的介绍信上确实由市纪委书记亲自签批了意见。但是，他们到了我们行里，不应该由我接待呀！便问道：“黄处长，你们从纪委出来后，跟我们行长说过没有？”
黄处长回答说：“我不但与你们支行的行长见过面，还到了你们的总行了解这事。他们要我们来找你。”
夏天听后顿时觉得王行长不可思议，有这档子事也不跟我先打个招呼。便试探着问道：“你想了解的是哪家企业？”
黄处长说：“是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它曾经与我们北京的中汽公司搞了个联营合同。要走了中汽公司的不少汽车配件，但是没有给钱。只提供了中山一家公司的存单抵押，你看。这就是存在你们这家银行的存单的复印件。”
夏天接过他给的复印件，看那存单正是安延公司提供给湖贝支行原已抵押，后来由安延公司提前支取的户名为中山公司的1400万元那笔。当时支取后，一部份还贷款，另有800万元作为组织存款的利差资金，由陈作业操作补充了支行的存款。
夏天不由得暗暗叫苦：“原来这又是朱赤儿下的一个连环套：一张存单作了两个承诺，难怪朱赤儿在海南出事的时候，这张存单的中山公司法人代表章先生要私下找我，问：‘这个钱还在吗？’想来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朱赤儿明知道这张存单有过对他人的承诺，而特意支出来作为补利差资金，这就意味着，一旦政法机关追查起来，马上就把湖贝支行的问题暴露在明处，而经办人员，尤其是行长就将面临灭顶之灾。而现在中纪委来人了，两个行长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是想躲着。还是担心说漏了嘴，难以收拾局面，让我先在前头应付着，探听虚实？”
这几人看到夏天好像在思考着问题。不太愿意配合，那位像刚毕业的大学生模样的年青人说道：“我们也就查查这家公司有没有给费用呀、好处呀什么的给北京方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夏天说：“我倒是没有什么顾虑。你放心。问题是，我们已经起诉这家公司了。这张存单是质押在我们行的，早就被我们拿来还贷款了。”
这时。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已经喘匀了气，插话说：“你最好带我们到营业部现场核实一下。”
夏天说：“好的，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营业部主任。”
夏天说完，带着黄处长和另外一个青年人下了楼，到了营业部跟谭飞燕说明情况，便由谭飞燕接待了，夏天随即往自己的办公室回走。这时，黄处长显然担心夏天溜走，马上跟在夏天的后面，而留那年青人与谭飞燕协调办事。
夏天回到办公室后继续与他们聊着。到了十点多钟，夏天走出办公室要上洗手间，黄处长也是跟着夏天来到洗手间的门口站着。夏天一边拉尿一边想：“我还真的被他们粘上了？连上洗手间都有处长陪着！”
接近下班的时候，那位年青人对营业部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知道这1400万元确实是没有了。于是，他们准备回去。
黄处长对夏天说：“我们下午再回来。”
夏天说：“好吧！”
下午，这些处长们又来到夏天办公室，要求复印存单质押贷款的相关资料。夏天按照他们的要求办好给他们，然后，他们离开湖贝支行，做他们的研究去了。
下午临下班时，夏天看到王显耀到了支行，便来到行长室，对王显耀说：“王行长，你见了中纪委来人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好应对。来人好像很严谨，我连上洗手间都被他们跟着。”
王显耀表现出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昨天，我正在总行沈书记那儿，他们一行正好来了，找沈书记和找我连在一起了，今天上午我在总行有个会，就忘了把这事告诉你了。对了，他们问得怎么样？”
夏天说：“这事还是很复杂的。就看他们查这个资金情况用在什么地方，后续怎么样查。”
王显耀听后较起了真，着急地说：“你详细说。”
夏天说：“据我的印象，他们要查的事情集中在当初提前支取的中山公司1400万元存单上，这张存单被老朱又算作抵押给北京中汽公司的联营项目，并拿走了不少货，没有给钱。现在北京的专案组怀疑老朱是否私下里给了什么人钱。如果就是这一个目的来说，这事还算简单；但是，如果认真的追究起来，事情可能变得很复杂。就这张存单，老朱一个劲的要求提前支取，好在当初不是直接划到我们银行帐上。也不是银行动的手，但存单毕竟是从银行拿出来变现的。而且用来支付了利差。这方面，要由这个专案组查起来。我们湖贝支行便很难脱身了。”
王显耀听完后，迟疑了片刻。很显然，他思想上经过一番琢磨，然后才对夏天说：“尽量让他们少拿资料，这钱有100万元划到球馆帐户，用于解决支行当初发动存款大户、防范经营风险问题的开支，实际上除了借帐户的支出，也就是93万元。”
王显耀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着重说道：“这事要尽量避开。”
夏天说：“好的，我注意把握。”
王显耀又说：“总行党委想组织党员分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黄鹿行长不是讲过多次井冈山精神吗？这回就组织一批党员到井冈山去看一看。我们行第一批去四个，安排你、陈行长、申平、周天真先去见识见识，看看主席、朱老总这些老革命是在什么环境下闹革命的。”
夏天觉得王行长安排这四人都是有根由的，自己和陈行长不用说了，周天真是王行长的外甥，申平是何人友副行长的关系。便笑着说：“好吧，上了井冈山。坚定革命斗志，应该去。”
他说完，看了王显耀一眼，说：“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道：“看来，王行长在内心还是对我放得下心。像应对中纪委与北京纪委调查组这事，只要我的嘴巴稍损。说出几句不三不四的话来，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还会丢了乌纱帽。但是。他就是敢放手让我去折腾。”
事实上，王显耀确实对夏天的为人品德的看法还是独具慧眼的。
第二天上午。黄处长带领调查组一行又来到夏天办公室，从谈话看，调查组在昨天晚上肯定对拿回去的资料做了研究。因此，今天一来到，就要求复印安延公司帐页和划款的传票。
夏天根据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个协办清单，拿到行长室，请王行长签批，然后，来到营业部交办吴冬梅复印，并叮嘱她：“复印好后，不要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而是叫我一声，我出来先看一下，再考虑给他们。”
吴冬梅应承着办去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还没有坐下，那位年青的大学生对夏天说：“夏主任，我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的，我想同你探讨一下帐务的理论问题。”
夏天说：“不巧得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四人帮’刚刚开展批判小平同志的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我们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梦想给批掉了。后来劳动了几年，恢复高考了，我挤在不限年龄的僧多粥少的所谓的77届接受祖国挑选，勉为其难在广州混了一张文凭。不敢跟你过招。”
大学生说：“那么，我请教你：会计理论讲的都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为什么你们行的传票只有一个方向的会计分录呢？这帐是怎么平衡的？”
夏天听了他的说法，估计他是拿银行的进帐单说事，总是觉得与书本上的记帐凭证不太相同。但是，夏天记住了王行长的叮嘱，不应该让他们太明白资金的来龙去脉。于是故意把话题扯开，说道：“就会计的实践来说，我当过农村生产队会计，这种会计把人的存在的价值、人的劳动的价值和猪、马、牛、羊、鸡、鸭、鹅在屁股上拉屎的价值折算为同一种价值，然后去瓜分生产队一年累积下来的总价值，当时它的平衡关系是：总价值=人口分60%＋劳动分30%＋肥料分10%，简称为人6劳3肥1；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可能你们这位老同志清楚，国家有一些会计权威有点故弄玄虚，搞了一个增减记帐法，我当初学的还是这个。说什么：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后来，银行的老会计也不甘人后，来了个理论创新，美其名曰：资金收付记帐法。这玩艺运用在银行的现金方面，就不好表述了。因为，谁能说清楚，银行的现金究竟放在收方好，还是付方好？或者两方都放一个现金科目？也就应了一句‘约定俗成’的话，后来统一在付方科目反映现金，银行把现金增加时在付方用红字表示才能把帐扎平。也就是说，譬如一个在银行开户的企业存了20万，银行帐的付方科目在这个企业的帐上有20万的增加，但为了平衡同样是付方科目的现金，则必须在增加项下以红字记录20万元。我这一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但是，再别扭也不会在平衡原理上别扭，它的平衡原理是：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你看，银行的创意不错吧？后来大约到了1982年的时候吧，国家又开始用借贷记帐法记录经营活动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没有上什么培训班，拿来借贷记帐法的教材自学起来。这时才发现，这个当年被人们认为借就是贷，贷就是借，让人不知所云的记帐法，就是我们不同记帐法的来源。除了农村的记帐法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还是纯记帐角度，都还有它的创意以外，应该说，其它记帐法都涉嫌抄袭。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夏天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根本与他们查帐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黄处长不便多言，而那老同志显然对夏天讲的有同感，觉得遇到的不仅是一个懂行的人，而且他也精通国家财会制度变革的历史，脸上表现出善意的微笑。
这时，那位大学生稍为虚心地问道：“那么，你们行这样的传票，根本做不到平衡。你解释、解释？”
夏天估计将触及到敏感问题，便泛泛说道：“我们行的帐我没有记过。不过，我相信，应该可以平衡的，不会那么离谱的。”言下之意，你再多问这一范畴的问题，就丢人现眼了。
这时，吴冬梅打开夏天办公室的门，对夏天说：“夏经理，你来一下。”夏天随即对他们说：“请你们稍等一下。”
说完，来到机要室，从吴冬梅手中拿了那些复印材料看了一下，对吴冬梅说：“这张帐页中那100万元的记录就不要表现出了，相应的传票也不要反映。他们万一问了，就说数额小，没有必要反映。等一下由你送进来。”夏天说完，重新回到办公室坐下。
吴冬梅按照吩咐，用技术方法重新复印了相关帐页，随即拿到夏天办公室，夏天说：“谢谢你帮忙。”
黄处长一行看了复印材料，没有再谈他们原来想谈的话题。几个人对看了一眼，便与夏天打招呼，说了声：“谢谢你了！”然后握手告别，离开了湖贝支行。
在应对中纪委联合调查组的整个过程中，两个行长自始至终都在二线运作。好在这个调查组没有做什么询问笔录，也没有在湖贝支行深入挖掘下去。要不然，夏天的问话笔录也就上达到了中央纪委的专案卷宗里了。
人们看这夏天忙里忙外，真是：
官当得不大，处理的问题不小；
领的钱不多，管理的事情不少。(未完待续。。)
一天上午，夏天刚刚来到办公室没有多久，门口站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人，年龄大约三十来岁，看着夏天，敲了敲门，问道：“你是夏主任？”
夏天说：“我是。请问你们是？”
这中年人见找对了人，招呼他后面的几人走进了办公室。夏天一看，好家伙，有一个老的大约已近六十了，从一楼上到三楼，起码已经呆了五、六分钟了还喘着粗气。也有一个比这领头的更年轻的，好像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另一个是女青年，一副腼腆神态。
夏天端详完这四人，为头的边说边掏出了经市纪委负责同志批过示，并盖了市纪委公章的北京纪委的介绍信，递给夏天。
他接着说：“我们几个是中纪委和北京纪委的联合调查组的处级调查员。我姓黄，这次到你们行里来，是想调查你们行一个客户与北京原来的头儿有关联的案子。”
夏天一听，心里想：来头不小，而且在他的介绍信上确实由市纪委书记亲自签批了意见。但是，他们到了我们行里，不应该由我接待呀！便问道：“黄处长，你们从纪委出来后，跟我们行长说过没有？”
黄处长回答说：“我不但与你们支行的行长见过面，还到了你们的总行了解这事。他们要我们来找你。”
夏天听后顿时觉得王行长不可思议，有这档子事也不跟我先打个招呼。便试探着问道：“你想了解的是哪家企业？”
黄处长说：“是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它曾经与我们北京的中汽公司搞了个联营合同。要走了中汽公司的不少汽车配件，但是没有给钱。只提供了中山一家公司的存单抵押，你看。这就是存在你们这家银行的存单的复印件。”
夏天接过他给的复印件，看那存单正是安延公司提供给湖贝支行原已抵押，后来由安延公司提前支取的户名为中山公司的1400万元那笔。当时支取后，一部份还贷款，另有800万元作为组织存款的利差资金，由陈作业操作补充了支行的存款。
夏天不由得暗暗叫苦：“原来这又是朱赤儿下的一个连环套：一张存单作了两个承诺，难怪朱赤儿在海南出事的时候，这张存单的中山公司法人代表章先生要私下找我，问：‘这个钱还在吗？’想来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朱赤儿明知道这张存单有过对他人的承诺，而特意支出来作为补利差资金，这就意味着，一旦政法机关追查起来，马上就把湖贝支行的问题暴露在明处，而经办人员，尤其是行长就将面临灭顶之灾。而现在中纪委来人了，两个行长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是想躲着。还是担心说漏了嘴，难以收拾局面，让我先在前头应付着，探听虚实？”
这几人看到夏天好像在思考着问题。不太愿意配合，那位像刚毕业的大学生模样的年青人说道：“我们也就查查这家公司有没有给费用呀、好处呀什么的给北京方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夏天说：“我倒是没有什么顾虑。你放心。问题是，我们已经起诉这家公司了。这张存单是质押在我们行的，早就被我们拿来还贷款了。”
这时。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已经喘匀了气，插话说：“你最好带我们到营业部现场核实一下。”
夏天说：“好的，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营业部主任。”
夏天说完，带着黄处长和另外一个青年人下了楼，到了营业部跟谭飞燕说明情况，便由谭飞燕接待了，夏天随即往自己的办公室回走。这时，黄处长显然担心夏天溜走，马上跟在夏天的后面，而留那年青人与谭飞燕协调办事。
夏天回到办公室后继续与他们聊着。到了十点多钟，夏天走出办公室要上洗手间，黄处长也是跟着夏天来到洗手间的门口站着。夏天一边拉尿一边想：“我还真的被他们粘上了？连上洗手间都有处长陪着！”
接近下班的时候，那位年青人对营业部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知道这1400万元确实是没有了。于是，他们准备回去。
黄处长对夏天说：“我们下午再回来。”
夏天说：“好吧！”
下午，这些处长们又来到夏天办公室，要求复印存单质押贷款的相关资料。夏天按照他们的要求办好给他们，然后，他们离开湖贝支行，做他们的研究去了。
下午临下班时，夏天看到王显耀到了支行，便来到行长室，对王显耀说：“王行长，你见了中纪委来人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好应对。来人好像很严谨，我连上洗手间都被他们跟着。”
王显耀表现出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昨天，我正在总行沈书记那儿，他们一行正好来了，找沈书记和找我连在一起了，今天上午我在总行有个会，就忘了把这事告诉你了。对了，他们问得怎么样？”
夏天说：“这事还是很复杂的。就看他们查这个资金情况用在什么地方，后续怎么样查。”
王显耀听后较起了真，着急地说：“你详细说。”
夏天说：“据我的印象，他们要查的事情集中在当初提前支取的中山公司1400万元存单上，这张存单被老朱又算作抵押给北京中汽公司的联营项目，并拿走了不少货，没有给钱。现在北京的专案组怀疑老朱是否私下里给了什么人钱。如果就是这一个目的来说，这事还算简单；但是，如果认真的追究起来，事情可能变得很复杂。就这张存单，老朱一个劲的要求提前支取，好在当初不是直接划到我们银行帐上。也不是银行动的手，但存单毕竟是从银行拿出来变现的。而且用来支付了利差。这方面，要由这个专案组查起来。我们湖贝支行便很难脱身了。”
王显耀听完后，迟疑了片刻。很显然，他思想上经过一番琢磨，然后才对夏天说：“尽量让他们少拿资料，这钱有100万元划到球馆帐户，用于解决支行当初发动存款大户、防范经营风险问题的开支，实际上除了借帐户的支出，也就是93万元。”
王显耀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着重说道：“这事要尽量避开。”
夏天说：“好的，我注意把握。”
王显耀又说：“总行党委想组织党员分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黄鹿行长不是讲过多次井冈山精神吗？这回就组织一批党员到井冈山去看一看。我们行第一批去四个，安排你、陈行长、申平、周天真先去见识见识，看看主席、朱老总这些老革命是在什么环境下闹革命的。”
夏天觉得王行长安排这四人都是有根由的，自己和陈行长不用说了，周天真是王行长的外甥，申平是何人友副行长的关系。便笑着说：“好吧，上了井冈山。坚定革命斗志，应该去。”
他说完，看了王显耀一眼，说：“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道：“看来，王行长在内心还是对我放得下心。像应对中纪委与北京纪委调查组这事，只要我的嘴巴稍损。说出几句不三不四的话来，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还会丢了乌纱帽。但是。他就是敢放手让我去折腾。”
事实上，王显耀确实对夏天的为人品德的看法还是独具慧眼的。
第二天上午。黄处长带领调查组一行又来到夏天办公室，从谈话看，调查组在昨天晚上肯定对拿回去的资料做了研究。因此，今天一来到，就要求复印安延公司帐页和划款的传票。
夏天根据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个协办清单，拿到行长室，请王行长签批，然后，来到营业部交办吴冬梅复印，并叮嘱她：“复印好后，不要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而是叫我一声，我出来先看一下，再考虑给他们。”
吴冬梅应承着办去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还没有坐下，那位年青的大学生对夏天说：“夏主任，我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的，我想同你探讨一下帐务的理论问题。”
夏天说：“不巧得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四人帮’刚刚开展批判小平同志的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我们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梦想给批掉了。后来劳动了几年，恢复高考了，我挤在不限年龄的僧多粥少的所谓的77届接受祖国挑选，勉为其难在广州混了一张文凭。不敢跟你过招。”
大学生说：“那么，我请教你：会计理论讲的都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为什么你们行的传票只有一个方向的会计分录呢？这帐是怎么平衡的？”
夏天听了他的说法，估计他是拿银行的进帐单说事，总是觉得与书本上的记帐凭证不太相同。但是，夏天记住了王行长的叮嘱，不应该让他们太明白资金的来龙去脉。于是故意把话题扯开，说道：“就会计的实践来说，我当过农村生产队会计，这种会计把人的存在的价值、人的劳动的价值和猪、马、牛、羊、鸡、鸭、鹅在屁股上拉屎的价值折算为同一种价值，然后去瓜分生产队一年累积下来的总价值，当时它的平衡关系是：总价值=人口分60%＋劳动分30%＋肥料分10%，简称为人6劳3肥1；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可能你们这位老同志清楚，国家有一些会计权威有点故弄玄虚，搞了一个增减记帐法，我当初学的还是这个。说什么：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后来，银行的老会计也不甘人后，来了个理论创新，美其名曰：资金收付记帐法。这玩艺运用在银行的现金方面，就不好表述了。因为，谁能说清楚，银行的现金究竟放在收方好，还是付方好？或者两方都放一个现金科目？也就应了一句‘约定俗成’的话，后来统一在付方科目反映现金，银行把现金增加时在付方用红字表示才能把帐扎平。也就是说，譬如一个在银行开户的企业存了20万，银行帐的付方科目在这个企业的帐上有20万的增加，但为了平衡同样是付方科目的现金，则必须在增加项下以红字记录20万元。我这一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但是，再别扭也不会在平衡原理上别扭，它的平衡原理是：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你看，银行的创意不错吧？后来大约到了1982年的时候吧，国家又开始用借贷记帐法记录经营活动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没有上什么培训班，拿来借贷记帐法的教材自学起来。这时才发现，这个当年被人们认为借就是贷，贷就是借，让人不知所云的记帐法，就是我们不同记帐法的来源。除了农村的记帐法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还是纯记帐角度，都还有它的创意以外，应该说，其它记帐法都涉嫌抄袭。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夏天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根本与他们查帐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黄处长不便多言，而那老同志显然对夏天讲的有同感，觉得遇到的不仅是一个懂行的人，而且他也精通国家财会制度变革的历史，脸上表现出善意的微笑。
这时，那位大学生稍为虚心地问道：“那么，你们行这样的传票，根本做不到平衡。你解释、解释？”
夏天估计将触及到敏感问题，便泛泛说道：“我们行的帐我没有记过。不过，我相信，应该可以平衡的，不会那么离谱的。”言下之意，你再多问这一范畴的问题，就丢人现眼了。
这时，吴冬梅打开夏天办公室的门，对夏天说：“夏经理，你来一下。”夏天随即对他们说：“请你们稍等一下。”
说完，来到机要室，从吴冬梅手中拿了那些复印材料看了一下，对吴冬梅说：“这张帐页中那100万元的记录就不要表现出了，相应的传票也不要反映。他们万一问了，就说数额小，没有必要反映。等一下由你送进来。”夏天说完，重新回到办公室坐下。
吴冬梅按照吩咐，用技术方法重新复印了相关帐页，随即拿到夏天办公室，夏天说：“谢谢你帮忙。”
黄处长一行看了复印材料，没有再谈他们原来想谈的话题。几个人对看了一眼，便与夏天打招呼，说了声：“谢谢你了！”然后握手告别，离开了湖贝支行。
在应对中纪委联合调查组的整个过程中，两个行长自始至终都在二线运作。好在这个调查组没有做什么询问笔录，也没有在湖贝支行深入挖掘下去。要不然，夏天的问话笔录也就上达到了中央纪委的专案卷宗里了。
人们看这夏天忙里忙外，真是：
官当得不大，处理的问题不小；
领的钱不多，管理的事情不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