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二五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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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周转，高振顺利的回到了广州，来到大元帅府述职之后，就和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闲聊起来，秘书知趣的给三人倒好茶便转身带门而出。之前几人已经知道了高振被总理召见到北方的事情，没有过多的疑虑。
廖仲恺坐在沙发上，悠闲的端起茶杯，打开茶盖，细细的品味了茶香之后对坐在对面的高振说道：“忠革，总理这回让你北上，据我们分析更多的是想了解吉安的大小经过。不知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这番话是廖仲恺思前想后，根据自己敏锐的政治直觉分析出来的，可以说在隐约当中提醒高振是谁让他跑去北方的。
高振大概也能估计出廖仲恺的心思，笑了笑说道：“总理有命不敢不从，准备的倒是差不多了，赣南那边的事情差不多也安排好了，都扔给择生了。”
胡汉民打着哈哈，对于赣南自己虽有兴趣，却也知道那里跟铁板似得，除非你跟农会能穿一条裤子，不然别想插进去。不过对于总理为什么要召见高振，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眼里，估计是总理看重这个年轻人，欲要提携二字。
“对了，忠革，赣南的经济恢复的怎么样了？难道农会方面一定要这么限制么？”廖仲恺听到高振的回答，好奇的问道，对于上回的议案，他还有许多地方想跟高振好好谈谈。
看着廖仲恺在自己面前的态度，这道这个省长在这方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高振便解答到：“赣州恢复的不错，我回来的路上注意了一下。吉安刚开始，还不能肯定。至于农会方面嘛，如果他们发展农业经济我们一定会支持，如果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我们的要采取诱导措施，防止他们过激而破坏了农业生产。其实批来批去还不是一回事，对于农民而言吃的饱饭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党面临的决策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不然即便我们统一全国，也仍不了弱国这顶帽子，民富国强才是真道理。”
“展堂兄和仲恺兄都是咱们广州政府的负责人，你们看，说白了我们国民党和**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执政党，一个在野党。不管是谁主持政权问题，民生这方面问题都必须要解决。虽然我党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是经过赣南一行，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没有人家**做的好。我党提出的口号界定太过于模糊或是宽泛，基于这种界定，我们的政策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过于模糊不清，难以执行。我倒是觉得这个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具体的研究一边，不然我们还是如同原来一样，改善民生的政策和措施，让它有效地结合起来。”
胡汉民一听来了精神，一直以来总觉的自己这个代元帅做的不够格，这回高振说出具体的意见，如果可行的话，等孙中山一去，从名从权上来讲，自己不都是一把手了么。
“忠革，你来说说看，你是怎么认为的。”
高振对胡汉民点了点头，又看了廖仲恺一眼之后才张口说道：“其实我在赣州和吉安不过是一个尝试而已。个人觉得这方面关乎到我党存亡的问题。”看到俩人皱起了眉头，赶紧接着说：“别着急，我给两位慢慢讲。我们先看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如何让最底层的民众能够活下去，也就是西方主流国家说到的，社会要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像人那样有尊严地生存下去’，这和总理提出的‘平均地权’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针对点不同。这方面我们想要做到最低生活保障状况，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和住房保障。如果在一个执政党派的管理下，他的子民依旧和原来一样，过着三天两饱的日子，生活水平没有任何改善，可想而知这些市民是如何看待这个执政党派的了。”
“但是问题来了，如何‘平均地权’？根据初步的统计，现在我当恐怕你管制区域内，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5%左右，而zhan有的土地却高达81%，这种兼并的土地集中情况让人感差诧目经行。就算我们没收了所有的土地，统一了地租，仍然不能够解决农村人口手里没地的问题，可以说我党除了两条路，其他的根本解决不了实质性质的问题。”
说道这里，高振不由得叹了口气。之前他想过让地主乡绅出来出钱修建工厂，但人家凭借着手上那几亩地，在家里躺着就能够吃喝不愁，对这方面根本没有太高的兴趣。就是连跟农民谈能不能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工厂，到时候让他们来工厂上班，农民都表示反对。又何谈穷的快挡了裤子的政府出钱举办大规模的工业运动，来吸取剩余的劳动力呢。
地少人多，才是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封建的土地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真正能够解决的办法就是以革命的手段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廖仲恺对这些数据比高振还要清楚，每当他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感受到的和高振的感觉一样，革命谈何容易啊：“忠革，你有什么办法么？”
“二五减租，就是在原来租额上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不管是任何形式的租佃形式都是如此。同时也规定了租额不能超过该土地收获的30%，多数的乡绅地主等代表都同意了这个条例，虽然这条条例能够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仍然难以遮掩住土地的根本问题。”高振皱着眉头说道。
“二五减租？这个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胡汉民马上追问到。
“昨天晚上的临时议会刚刚通过，怎么？报纸上还没有相关的报道么？”高振不解的回答道，以前赣州和吉安的临时政府虽然也在减租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但更多的是政府通过对于土地税收的减少，而这个条例是第一次针对乡绅、合法地主对佃民租额的规定。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高振一说完，俩人不约而同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要这道这是第一次从根本政策上动摇封建统治，削弱封建剥削。如果实行开来，农民不仅仅会因此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政府给予他们得到了经济实惠的同时，也兼顾了农民和地主的两方面利益。
“忠革，这个方法能不能在广州实行开来？”廖仲恺关心的急问道，因为激动，脸上一片泛红。
“应该没问题，如果你们肯的话倒是一定能行。不过我倒是认为应该给予合法地主相应的地位，拿此作为条件来换取减租的条件，他们肯定愿意。不过即便如此，也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根上面还是难以触及。”高振话语中带有一丝无奈，但是也有希望，如果此法真正的开始实行的话，广州农民对于革命的积极性就不需要在作动员，仅靠这一条，多少农民会跟着你干，看看抗日时期的‘二五减租’效果就知道了。
胡汉民看起来也有些激动，也有些担忧，踌躇的说道：“忠革，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可行？不要忘记，我党当中大部分政府官员也都有着不少的土地。其次，地主对我们的态度很关键，我看还是好好考虑清楚再执行吧。”
对于他的担忧，高振和廖仲恺都深有体会。廖仲恺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高振，毕竟主意是你想的，你来解决，这种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
看到廖仲恺的表情，高振有些皱眉，怎么还跟商团那次一个德行，好事给你了，你却老让我背黑锅。不过还是说道：“代元帅说的的确是个问题，我想如果政府高官都不能够同意这个纯革命的做法的话，他们到底是不是革命党人就值得我们深思熟虑了。其次，地主方面不用有太多的担心，拿合法地位和相应的税收即可换取。尤其是当这条条例被宣讲出来之后，他们要还是敢反对的话，社会舆论给他们的压力也会让他们表示同意。看看我就知道”说着高振指了指自己，俩人一看笑了起来，也知道高振所指。
“同时我们在和地主商讨此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我党各个报刊报道此事，有时候舆论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政策方面事半功倍。同时税收方面的问题最好最为最后的筹码，能省就省，毕竟这些地主家里的钱加起来都快赶上苏俄对我们的援助了，不用为他们心疼的。”
听完，胡汉民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享有一番作为的力量，站起来朗朗而谈：“一直以来有股舆论就在说我党在这种地方的不作为，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措施来巩固我党在人民心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让民众们知道，我们不但可以提出响当当的口号，更应该做出些事实让大家看看。”
听着他的话，廖仲恺和高振都陷入了沉思，前者是在脑子里推演这项条例能否成为一项法案实施起来，另一个却是在打量胡汉民，心里无奈的想着你要真能做到口头上说的这么好才行。;
几经周转，高振顺利的回到了广州，来到大元帅府述职之后，就和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闲聊起来，秘书知趣的给三人倒好茶便转身带门而出。之前几人已经知道了高振被总理召见到北方的事情，没有过多的疑虑。
廖仲恺坐在沙发上，悠闲的端起茶杯，打开茶盖，细细的品味了茶香之后对坐在对面的高振说道：“忠革，总理这回让你北上，据我们分析更多的是想了解吉安的大小经过。不知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这番话是廖仲恺思前想后，根据自己敏锐的政治直觉分析出来的，可以说在隐约当中提醒高振是谁让他跑去北方的。
高振大概也能估计出廖仲恺的心思，笑了笑说道：“总理有命不敢不从，准备的倒是差不多了，赣南那边的事情差不多也安排好了，都扔给择生了。”
胡汉民打着哈哈，对于赣南自己虽有兴趣，却也知道那里跟铁板似得，除非你跟农会能穿一条裤子，不然别想插进去。不过对于总理为什么要召见高振，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眼里，估计是总理看重这个年轻人，欲要提携二字。
“对了，忠革，赣南的经济恢复的怎么样了？难道农会方面一定要这么限制么？”廖仲恺听到高振的回答，好奇的问道，对于上回的议案，他还有许多地方想跟高振好好谈谈。
看着廖仲恺在自己面前的态度，这道这个省长在这方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高振便解答到：“赣州恢复的不错，我回来的路上注意了一下。吉安刚开始，还不能肯定。至于农会方面嘛，如果他们发展农业经济我们一定会支持，如果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我们的要采取诱导措施，防止他们过激而破坏了农业生产。其实批来批去还不是一回事，对于农民而言吃的饱饭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党面临的决策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不然即便我们统一全国，也仍不了弱国这顶帽子，民富国强才是真道理。”
“展堂兄和仲恺兄都是咱们广州政府的负责人，你们看，说白了我们国民党和**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执政党，一个在野党。不管是谁主持政权问题，民生这方面问题都必须要解决。虽然我党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是经过赣南一行，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没有人家**做的好。我党提出的口号界定太过于模糊或是宽泛，基于这种界定，我们的政策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过于模糊不清，难以执行。我倒是觉得这个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具体的研究一边，不然我们还是如同原来一样，改善民生的政策和措施，让它有效地结合起来。”
胡汉民一听来了精神，一直以来总觉的自己这个代元帅做的不够格，这回高振说出具体的意见，如果可行的话，等孙中山一去，从名从权上来讲，自己不都是一把手了么。
“忠革，你来说说看，你是怎么认为的。”
高振对胡汉民点了点头，又看了廖仲恺一眼之后才张口说道：“其实我在赣州和吉安不过是一个尝试而已。个人觉得这方面关乎到我党存亡的问题。”看到俩人皱起了眉头，赶紧接着说：“别着急，我给两位慢慢讲。我们先看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如何让最底层的民众能够活下去，也就是西方主流国家说到的，社会要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像人那样有尊严地生存下去’，这和总理提出的‘平均地权’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针对点不同。这方面我们想要做到最低生活保障状况，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和住房保障。如果在一个执政党派的管理下，他的子民依旧和原来一样，过着三天两饱的日子，生活水平没有任何改善，可想而知这些市民是如何看待这个执政党派的了。”
“但是问题来了，如何‘平均地权’？根据初步的统计，现在我当恐怕你管制区域内，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5%左右，而zhan有的土地却高达81%，这种兼并的土地集中情况让人感差诧目经行。就算我们没收了所有的土地，统一了地租，仍然不能够解决农村人口手里没地的问题，可以说我党除了两条路，其他的根本解决不了实质性质的问题。”
说道这里，高振不由得叹了口气。之前他想过让地主乡绅出来出钱修建工厂，但人家凭借着手上那几亩地，在家里躺着就能够吃喝不愁，对这方面根本没有太高的兴趣。就是连跟农民谈能不能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工厂，到时候让他们来工厂上班，农民都表示反对。又何谈穷的快挡了裤子的政府出钱举办大规模的工业运动，来吸取剩余的劳动力呢。
地少人多，才是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封建的土地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真正能够解决的办法就是以革命的手段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廖仲恺对这些数据比高振还要清楚，每当他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感受到的和高振的感觉一样，革命谈何容易啊：“忠革，你有什么办法么？”
“二五减租，就是在原来租额上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不管是任何形式的租佃形式都是如此。同时也规定了租额不能超过该土地收获的30%，多数的乡绅地主等代表都同意了这个条例，虽然这条条例能够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仍然难以遮掩住土地的根本问题。”高振皱着眉头说道。
“二五减租？这个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胡汉民马上追问到。
“昨天晚上的临时议会刚刚通过，怎么？报纸上还没有相关的报道么？”高振不解的回答道，以前赣州和吉安的临时政府虽然也在减租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但更多的是政府通过对于土地税收的减少，而这个条例是第一次针对乡绅、合法地主对佃民租额的规定。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高振一说完，俩人不约而同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要这道这是第一次从根本政策上动摇封建统治，削弱封建剥削。如果实行开来，农民不仅仅会因此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政府给予他们得到了经济实惠的同时，也兼顾了农民和地主的两方面利益。
“忠革，这个方法能不能在广州实行开来？”廖仲恺关心的急问道，因为激动，脸上一片泛红。
“应该没问题，如果你们肯的话倒是一定能行。不过我倒是认为应该给予合法地主相应的地位，拿此作为条件来换取减租的条件，他们肯定愿意。不过即便如此，也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根上面还是难以触及。”高振话语中带有一丝无奈，但是也有希望，如果此法真正的开始实行的话，广州农民对于革命的积极性就不需要在作动员，仅靠这一条，多少农民会跟着你干，看看抗日时期的‘二五减租’效果就知道了。
胡汉民看起来也有些激动，也有些担忧，踌躇的说道：“忠革，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可行？不要忘记，我党当中大部分政府官员也都有着不少的土地。其次，地主对我们的态度很关键，我看还是好好考虑清楚再执行吧。”
对于他的担忧，高振和廖仲恺都深有体会。廖仲恺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高振，毕竟主意是你想的，你来解决，这种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
看到廖仲恺的表情，高振有些皱眉，怎么还跟商团那次一个德行，好事给你了，你却老让我背黑锅。不过还是说道：“代元帅说的的确是个问题，我想如果政府高官都不能够同意这个纯革命的做法的话，他们到底是不是革命党人就值得我们深思熟虑了。其次，地主方面不用有太多的担心，拿合法地位和相应的税收即可换取。尤其是当这条条例被宣讲出来之后，他们要还是敢反对的话，社会舆论给他们的压力也会让他们表示同意。看看我就知道”说着高振指了指自己，俩人一看笑了起来，也知道高振所指。
“同时我们在和地主商讨此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我党各个报刊报道此事，有时候舆论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政策方面事半功倍。同时税收方面的问题最好最为最后的筹码，能省就省，毕竟这些地主家里的钱加起来都快赶上苏俄对我们的援助了，不用为他们心疼的。”
听完，胡汉民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享有一番作为的力量，站起来朗朗而谈：“一直以来有股舆论就在说我党在这种地方的不作为，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措施来巩固我党在人民心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让民众们知道，我们不但可以提出响当当的口号，更应该做出些事实让大家看看。”
听着他的话，廖仲恺和高振都陷入了沉思，前者是在脑子里推演这项条例能否成为一项法案实施起来，另一个却是在打量胡汉民，心里无奈的想着你要真能做到口头上说的这么好才行。;